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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賁，馬薩諸塞大學文學博士，曾任教於蘇州大學外文系，現任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著有《走向後現代和後殖民》《文化批評往何處去》《知識分子和公共政治》等作品。
業餘性不是不要專業主義，也不是反對專業主義，而是要在專業主義之外另有作為。許多信奉專業主義的人，自以為是「專家」、「學者」的，其實許多不過是有專業無智慧、有知識無見解的庸人，或者根本就是小心眼的知識小販。他們的全部本錢就是那一點點專業知識，把它說成是了不起的獨家擅長，不過是想奇貨可居而已。早在1941年，法國作家克洛德-埃德蒙特·瑪尼（Claude-Edmonde Magny）就這麼評論過文學批評的困境：「文學批評自聖勃夫（Charles-Augustin Sainte-Beuve）開始，就一直被囚禁在一種兩難之境中，它要麼只是就研究對象做一些無用的重復，例如簡述小說，用平淡乏味的散文翻譯詩的內容……要麼就是躲在某種印象之中，或是褒揚，或是貶斥。」從20世紀後半葉開始，文學研究似乎有了不少新的方法和途徑，先是俄國形式主義批評、英美新批評、意識批評和存在主義批評，後來又有了神話批評、結構和解構批評、女性批評、馬克思主義批評、後殖民批評等等。但是，盡管有了這些新的批評話語，我們仍然常常還是會覺得文學批評缺少某種思想睿智的光芒，缺少寬闊思維的敞亮，缺少來自現實關懷的那種震撼和衝擊力。我們會覺得文學批評或研究不過是一種精致的、變著花樣的、自娛自樂的遊戲。為什麼會這樣呢？美國學者馬克·里拉（Mark Lilla）在《知識分子遇到政治》（The Reckless Mind：Intellectuals in Politics）中似乎對這個問題給出了一個回答：許多文學批評和研究並不是嚴肅的思想者就嚴肅的論題從事的寫作。馬克·里拉是這麼說的，「嚴肅的思想者就嚴肅的論題從事的寫作不是做室內遊戲。他們的寫作是源於自身經驗這眼最深邃的井，因為他們意欲在世界中找到自己的方位。他們的作品以及他們的行為，包括他們的政治行為是這一探求留下的蹤跡。」現在的許多文學研究之所以顯得如此貧弱、淺薄、蒼白、空洞、平庸，乃是因為研究者本人根本就不是為了在這種知識行為中找到自己在這個世界中的方位，更不要說為自己的寫作行為和政治行為留下什麼蹤跡了。他們的寫作因此變成了馬克·里拉所說的那種「室內遊戲」。那麼，這是一種怎樣的「室內遊戲」呢？在關於知識分子作用的討論中，這個「室內遊戲」有一個名字，叫做「專業主義」（professionalism）。什麼是專業主義呢？按照一般的理解，專業主義就是要強調專業素質，要求在專業上符合規範，有所專精，並精益求精，一句話，就是「具有專業水準」的知識。那麼，什麼是「專業水準」的知識呢？一般認為那就是能體現和貫徹某一學科的基本理論和方法，或者是把握一個學科的基礎原理和權威資料，經過這類「學科訓練」的知識。它有較為嚴格的專門化研究領域和專業界限，往往用同一套語匯、方法、文獻、權威、規範，並可以用這些話語記號來進行學科的自我辨認。如果這種知識被稱為「專業」，那麼這種知識取向叫「專業主義」。這種專業主義有它有利的和有益的一面，但也有它不利的和有害的一面。專業主義的問題不在於專業，而在於把學術研究與關心社會和政治問題割裂開來，讓知識分子只是滿足於他們自己的小專業（specialty），而對這之外的事情喪失了興趣和關心，看成是與自己無關的「閒事」。這些小專業的知識只能在學院里的小圈子里內部流通。但是，作為真正有眼光、有見識的研究文學和文化的知識分子，他們運用的是與專業主義不同的知識，知識取向也不同。他們的知識取向不是與專業主義頂牛或對著乾的「反專業主義」，而是把專業主義擱到一邊的「業餘作為」，這種業餘性成為公共知識分子的一個重要特徵。薩義德在《世界、文本和批評者》（1983）為文學研究者提出的就是這樣一種走出專業主義的研究途徑，他稱之為「業餘性」（amateurism）。「業餘性」是知識分子與學院體制里專業主義保持距離的一種批判姿態。在主張「業餘性」的知識分子看來，專業主義指的是某些學院人士在知識活動中畫地為牢、自我孤立、逃避社會責任、喪失對現實的批判意願與能力。專業主義使得知識和學術脫離現實，變得狹隘、瑣屑、僵死，成為一種小圈子內的自娛自樂和精致遊戲。專業主義已經成為知識分子用來與體制合作，維護自身利益的意識形態。其實，在中國和在其他國家一樣，專業主義開始時是有積極意義的，只是後來才發生了異化，轉變到反面去了。知識分子最初把「專業」確立為學術自身的價值，是為了用專業訴求來爭取自主獨立，不受其他社會因素的威脅、控制或金錢的收買、利誘。專業主義最初強調的是學術歸學術，政治的歸政治，知識要客觀真實。專業主義要求尊重真實，真實面前人人平等，反對學術之外的勢力對知識的產生和傳播橫加干預。這本來具有爭取知識民主的意義。因此，參與到專業主義中去，開始是一種進步的政治行動和反抗策略。但後來「專業化」和「專業主義」已經成為一種類似於舊日科舉制追名逐利的知識方式。就像科舉制度必須對知識士紳社會政治意識的衰退負重要責任一樣，新科舉的專業主義也必須對「專門學問」所包含的政治冷漠和疏離負相當大的責任。它對知識的作用和知識者的使命沒有任何感覺，也沒有興趣。在他們的「學問」中，很難看到與現實問題相關的關懷和想法。專業化的英語文學研究與社會、政治問題距離越來越隔膜、遙遠，越來越成為學院小圈子里精致的「室內遊戲」，這只要看看英語文學研究在思想界幾乎徹底的邊緣化和不相幹就可以知道。即便是這個領域中的重量級人物，他們在領域之外也是幾乎無人知曉的，因為人們很難看到他們的學問和大家普遍關心的社會問題（社會目的性）之間有什麼聯繫。這種對「室內遊戲」的迷戀的外因當然是來自官僚化體制的壓力。但這種「室內遊戲」的發展還有它的內在原因。英語文學的研究和文學賞析、詮釋本身是一種智力活動，其吸引力足以激發和維持浸淫於其中者的學術興趣。因此，這里存在著將手段不知不覺轉變為目的的普遍現象。新的「目的」一旦產生，便產生一種新的合理性導向，以至於很難再回到它原先的目的。而且，任何一個在大學體制內端飯碗的人（更不要說追名逐利者了），要批評專業主義都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以提倡體制外「業餘性」著名的美國批評家薩義德，他一開始也是一個專業研究者，也不敢公然宣告他的業餘性，至少是沒有這麼做。他的第一本書是論英國作家康拉德的，第二本書《開始：意圖與方法》仍然是一本標準的關於文學研究的專著。一直要等到他出版了《東方主義》（1978）、《巴勒斯坦問題》（1980）和《報導伊斯蘭》（1981）後，他才從文學專業中把自己解放出來。薩義德批判專業主義，亮出「業餘者」這個身份，是因為他有兩個本錢，第一，他是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的專家，有內行的認可；第二，他有社會、政治批評的著作，有社會的認可。少了其中的任何一種本錢，他都不能理直氣壯地以「業餘者」自居。業餘者這個說法本來有點以謙虛來自誇的味道，一般的教授、專家根本沒有這個本錢。如今「專業」與「業餘」的問題，已經被越來越多的公眾所感受到，甚至微博上也開始相關討論，怎麼看這樣一個過程呢？是知識向下流動、擴散開來的必然過程，還是和中國社會某些結構性的變化相關？人們對「業餘」有誤解，以為業餘就是「玩玩」和不專精，所以向下流動、擴散，成為一般民眾的普通知識。其實不是這樣的，這里說的業餘，是很有實力的那種業餘，薩義德的《東方主義》就是這樣。小提琴大師梅紐因說，他希望自己能像一個業餘提琴手那樣演奏。麻省理工學院的萊特曼（Alan Lightman）是一位物理學教授，他業餘寫了一本叫《愛因斯坦的夢》（Einstein”s Dreams）的小說，在全世界暢銷。萊特曼要探索的是何種靈感，讓愛因斯坦提出相對論，改變了當時世人的時空觀念。書中描寫的就是猜測愛因斯坦在這段時間里所做的「夢」。有人對此書這樣評論，「這個”夢”是三十篇有關時間的故事，不同的時間，不同的時空，流動著不同的人生故事。有時是用雕刻的藝術，把時間凝成永恒的石像。有時用圖畫的藝術，把時間繪為繽紛的落英。有時用音樂的藝術，把時間譜為一曲悠揚的歌，唱來哀樂卻不由自主。有時用燈罩上的蟲蟻來寫輪回的時間，爬了半天，回到原位；有時用河流中的聚葉，來寫淤塞的時間，漩於角落，再出不來。時間如叢立的鏡面，影像復制成千，重映成萬；時間如枝頭的小鳥，人們想捉而捉不到，但捉到時鳥卻立即死亡」。這種對人與時間關係的思考，是很有思想和藝術成就的「業餘」。中國人把「業餘」理解為「降低標準」是因為不大有機會見識高水準的業餘。捷克人在家里跟朋友一起演奏室內樂，就像我們國人在家里的打麻將一樣，雖然是業餘，水平是一點不低的。業餘性不是不要專業主義，也不是反對專業主義，而是要在專業主義之外另有作為。許多信奉專業主義的人，自以為是「專家」、「學者」的，其實許多不過是有專業無智慧、有知識無見解的庸人，或者根本就是小心眼的知識小販。他們的全部本錢就是那一點點專業知識，把它說成是了不起的獨家擅長，不過是想奇貨可居而已。不管話說回來，一直到今天，也不能說專業主義一無是處。專業主義的好處是起到「拉平」（equalizer）的作用，不是拉平起跑線，而是拉平終點線。以前，學問的高低與家庭的文化背景有極大關係，受「幸運」因素的影響特別大，誰如果幸運地能從小在家里學好兩三門外語，廣泛涉獵中外古今的書籍（並不需要讀得太精），就能比沒有這個條件的同齡人占先許多，因為少年時代沒學到的東西，以後一輩子花大功夫也未必能學好。你去看看西南聯大的那些名教授，差不多都有這種起跑線優勢。在古代那就更是如此了。西塞羅少年時代，羅馬已經有了拉丁文的修辭學校，但他還是一定得到更高級的希臘文修辭學校去學習。昆體良跟名演說家阿弗爾（Domitius Afer）學習修辭。他們的資質當然都很高，但能在同代人中鶴立雞群，又何嘗不是因為贏在起跑線上？有了專業主義，情況就不同了。沒什麼文化家庭出來的孩子，只要小學、中學、大學一路上來，把課堂里的那一點功課學好了，考上研究生，把碩士、博士學位拿到手，得到個大學里的職位，升到教授、博導並不是太難的事情，這叫按部就班、水到渠成。在這個終點線上，每個人都有一個專業，每個人都是專家，他們安守一隅，兢兢業業，在專門知識的範圍內授業解惑，是大學里最適宜的勞力力。辦了那麼多大學，招收了那麼多學生，要想每個教室里站一個像當年西南聯大的教授，根本就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因為現在的學生的知識量和知識面就這麼一點，他們上學也不過是為將來在勞力市場上找一碗飯吃，並不是要當什麼學問家。這種時代的變化，不是知識分子主觀意志可以改變的。上個世紀30年代，著名作家艾略特（T。S。Eliot）嫌大學生素質太差，建議把大學生人數砍掉三分之二，也不過是說說氣話、發發牢騷而已。今天的大學生比那時候又不知道增加了多少倍，沒有專業主義下培養出來的大學教授，一大半的大學都得關門，這麼多的年輕人到哪里去上大學？專業主義至少還有這點好處的。但是，我們培養新一代的大學生、研究生，不可能指望能把專業越來越小地傳遞下去，目前的專業已經太小，太細致了。你寫了一個關於某作家的碩士論文或博士論文，一輩子沒有長進，成了這個行當里的「專家」，除此之外，其他的知識非常貧乏，甚至完全沒有。即使在「教書匠」這個低標準上，這種狹隘專業的教師在英語系里也不可能成為好的教師。好的教授可不是這樣的。我們都知道18世紀蘇格蘭思想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他寫有《國富論》，但並不是我們今天專業主義意義上的「經濟學教授」。1751年，斯密被任命為格拉斯哥大學的邏輯學教授，並在1752年改任道德哲學的教授。他的講課內容包括了倫理學、修辭學、法學、政治經濟學，以及「治安和稅收」的領域。在1759年他出版了《道德情操論》一書，把他在格拉斯哥講課的一部分內容具體化了。在當時，這些研究的發表使斯密獲得了廣泛名聲，這些研究主要是針對人類如何透過中介者和旁觀者之間的感情互動來進行溝通，也就是個人與社會其他成員的互動。他的分析不僅富有創見，而且非常有文采。在亞當·斯密的時代，教授們是知識興趣廣泛、學識眼光寬闊、思維敏捷睿智的飽學之士。他們活動的學術領域，就像以前有錢人家的大四合院，讓主人可以在里面閒散地走來走去。慢慢地，大四合院被好幾個人家分別占領了，你住北屋，我住南屋，各住各的，別人不能隨便進入。後來，住的人更多了，搭了廚房，又建了小屋。原本寬敞的院子沒有了，在原本是共同的空間里，人們各自畫地為牢、絕少往來、互不越界。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文學研究現狀。下一代的學生還能在這樣的研究空間里有什麼發展呢？好的文學真正值得研究者關注的文學不能不具有公共的或人文意義的文學。文學的公共性與作為社會中人的作家是聯繫在一起的。離開了作為公共人物的作家，便無法有效地討論文學的公共性或公眾影響。文學是人的思想和創造的結果，是思想者個人在具體的社會環境和公共群體中與他人共同擁有生存世界的方式。作家選擇了文學這種與他人交往的方式，不只是出於審美或藝術的理由，而且也是因為，文學創作本身體現了人的公共生活和行動特徵。文學創作本身就是一種積極生活、介入與他人共同生活世界的方式。這也同樣應該成為文學批評的方式。在從事這樣的文學研究和批評的時候，真正有眼光，有見識的文學和文化研究者運用的是與專業主義不同的知識，知識取向也不完全相同。他們的知識取向不是與專業主義頂牛或對著乾的「反專業主義」，而是一種經常會把專業主義擱到一邊的「越界作為」。學術研究的越界作為不僅不會削弱專業素質，而且還會幫助提高專業水準，因此是一種值得提倡的研究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