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藤湖南|概括性的唐宋時代觀

編者按



內藤湖南為近代日本研究中國史的重要學者,也是日本中國學京都學派的創始人之一,在中國史研究領域卓有建樹,被譽為「東洋史的巨擘」。本篇更是為京都學派的治學取徑奠定了理論基礎。


這篇名文僅以五千字的篇幅,便氣吞山河地勾勒出六朝以降的中國史基本軸線,引發出無數令後學追尋不已的頭緒,著名的唐宋變革論即由此而發。本文早經黃約瑟譯出,當時譯名為《概括的唐宋時代觀》,收錄於《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中。今推送林曉光新譯本,收入《東洋文化史研究》,以饗讀者!

本篇文字稿來源於公眾號「未曾讀」

唐宋
概括性的
時代觀

內藤湖南

所謂唐宋時代,是一個常用的說法,然而從歷史學尤其是文化史的角度來考察的話,卻實在是一個毫無意義的概念。這是因為,唐代屬於中世的末端,而宋代則是近世的發端,其間包含著從唐末到五代的過渡期,因此唐代和宋代在文化性質上有著明顯的差異。雖然歷史學家往往依據朝代來區劃時代,使得「唐宋」或者「元明清」之類都成為了一種固定的說法,然而在學術上,這種分期法卻有予以修正的必要。不過現在為了方便起見,這裡還是遵照常見的歷史分期法,使用「唐宋時代」這一稱呼,嘗試對中國從中世到近世之間的變化作一概括性的說明。


中世與近世的文化狀態,在什麼地方不一樣呢?從政治上來說,是貴族政治廢弛,君主獨裁政治興起。從六朝到唐代中期,是貴族政治最為繁盛的時代。當然,這種貴族政治和上古的氏族政治完全不是一回事,和周代的封建制度也沒有關係,是一種特別的東西。這個時代的中國貴族,在制度上並不是由天子賜予領土和人民,而是作為地方上的名門望族,其門閥自然地得到長期延續,由此而產生的結果。所謂「郡望」的本體就在於此。這些門閥都重視譜系,以至於當時譜學盛行。在現存的各種文獻當中,《唐書·宰相世系表》就是這種情形的一個體現。又如李延壽的《南史》、《北史》中,不拘朝代,將各個家族的人物從祖先到子孫一並合傳記載,因此受到非難,認為這種體裁是在為人作家傳。其實這正是史書在無意中體現了南北朝時代的實際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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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藤湖南|概括性的唐宋時代觀

像這樣的名門望族,幾乎都是超然於他們在當時的政治地位的。雖然當時的政治堪稱為貴族全體獨占之物,如果不是貴族就不能當官,然而第一流的貴族卻未必就會成為天子宰相。尤其天子之位最為特殊,手握實權的人物才能得到這個位置,但即使身登大寶,其家門也未見得就能成為第一流的貴族。唐太宗為天子時,命人調查貴族譜系,北方的第一流門第是博陵崔氏、范陽盧氏等,太宗家族的隴西李氏卻只位居三流而已。然而這種門第座次,卻是連天子之威也無法變更的。南朝也是一樣,王氏、謝氏等比天子家門要受重視得多。他們都在同一階級的貴族之間通婚,其集團構成了社會的核心,最好的官職都被其中人物所占據。


這種貴族政治在唐末五代的過渡時期衰落下去了,代之而起的是君主獨裁政治。貴族衰落的結果,就是君主的位置與人民接近起來,高官顯爵無法再依靠家族特權來獲得,完全是基於天子的權力才得以任命了。這一制度在宋代以後漸次發達起來,在明清時代達到了獨裁政治的完善形態。國家一切權力的根本,都為天子一人所有,除此之外無論是怎樣的大官,都無法握有全權,君主絕對不對任何官吏全權委任職務,因此官吏在職務上也就不負完全責任,所有責任都由君主一人來承擔了。


比較這兩種政治狀態,在貴族政治時代,雖然實權者時或超越階級,占據君主之位,但一旦成為君主,同時也就無可避免地成為了貴族階級中的一個單元。換言之,君主乃是貴族階級的共有物,其政治在承認貴族特權的基礎上才得以實行,君主一人是無法掌握絕對權力的。孟子曾說卿有異姓之卿,有貴戚之卿,後者當君有大過則諫,不聽則易之。這並不僅僅存在於上古,在中世的貴族政治時代也屢次被實行。君主是其一族,也就是包括外戚從仆在內的整個家族的專有之物,因此如果君主不稱一家之意,便輒行廢立,甚而至於弒逆。從六朝到唐代,多有弒逆廢立之事,就是因為這個緣故。這一家之事與大眾庶民幾乎都是完全無關的。庶民作為國家成分毫不重要,與政治是沒有干涉的。


像這樣,君主純粹居於貴族的代表性地位,這是中世的狀態。進入近世以後,隨著貴族的沒落,君主開始直接面對全體臣民,成為全體臣民的公有物,而不再是貴族團體的私有物了。這麼一來,如果全體臣民與政治發生關係,君主就應當要作為全體臣民的代表了,不過因為中國並沒有出現這樣的情況,所以君主也並沒有成為全體臣民的代表者,而是自身成為了絕對權力的主體。不過無論如何,和貴族時代相比,君主的地位是要安全得多了,因此廢立也沒有那麼容易實行,弒逆更是幾乎都沒有了。宋以後的歷史都證明了這一點——當然,唯獨元代可以看到一些特殊的例子。其原因則在於蒙古文化的發展程度。蒙古文化和中國同時代比起來要落後得多,只相當於中國上古時代的程度而已,然而卻征服了中國,突然之間就君臨於近世性的國家組織之上,因此其帝室依然殘留著貴族政治的形骸,僅僅在民政方面蒙上了近世色彩,故而就呈現出一種矛盾的狀態來了。


在貴族政治時代,雖然出現了隋文帝、唐太宗那樣的英主,在制度上拒絕承認貴族的權力,然而因為存在著由貴族掌握權力的習慣,在實際的政治上依然殘留著這種形式,政治成為了和貴族的合議體制。當然,這種合議體制並不是代議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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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 楊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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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 李世民

唐代在政治上有三個重要的機構,曰尚書省,曰中書省,曰門下省。其中中書省是天子的秘書官,掌管草擬詔敕命令,批答臣下奏議,但詔敕的最終確定卻必須要得到門下省的同意。門下省有封駁之權,倘若認為中書省所擬不當,就予以駁正,還可以封還。因此就變成中書與門下在政事堂協議決定政事了。尚書省的職務是接受實施他們的決策。在政治形式上,中書省代表著天子,門下省則代表著官吏的輿論,也就是貴族的輿論。當然,中書、門下、尚書三省的高官都出身貴族,貴族對天子之命不是絕對服從的。因此天子對臣下上奏的批答之類都極其友善,絕對不是命令式的。然而到了明清時代,批答就完全像是對待從仆一般,言辭粗暴,成為命令式的了。封駁之權在宋代以後就漸漸衰微,在明清時期幾乎完全消亡了。


這種變化的結果,就使得宰相之位不再是輔佐天子的存在,而只不過像是秘書官一樣了。不過宋代尚存唐代遺風,宰相依然握有相當大的權力。而明代以後就完全不置宰相了,事實上,擔任宰相職務的是殿閣大學士,這一官職在性質上只是天子的秘書和代筆,古代宰相那種輔佐天子、分擔責任,甚或擔負完全責任的風貌已經蕩然無存,只有君權無限地發達起來。唐代的宰相都出自貴族階級,一旦到達這個地位,慣例上即使是天子也不能自由動搖其權力。然而明代以後,無論是如何權勢熏天的宰相,一旦觸怒天子,也就立被廢黜,貶作一介平民,淪為階下之囚。宋代恰處於唐代與明清之間,宰相還不像明清那樣失去權力,但即使依仗天子的權力達於極盛,只要一失去天子的支持,也不過就是一介匹夫而已。我們看北宋的寇準、丁謂,南宋的賈似道等人的境遇變化,也就可以明白了。地方官也是一樣。在唐代,地方官和中央權力相交結,在地方上往往擁有幾乎等同於君主的權力,然而宋代以後,無論是位置多麼好的地方官,只要君主一紙命令,也就輕而易舉地遭到更換。宦官是天子的從仆,然而唐代的宦官卻成為天子眷屬中的一個有力部分,出現了「定策國老,天子門生」這樣的俗諺。後來到了明代,宦官縱然跋扈,也不過是在蒙受天子恩寵的時期有權力而已,恩寵一衰,其勢力就完全消弭。唐代與明代的宦官之所以會有如此的差異,根源正在於貴族政治與君主獨裁政治之間的差異。


與此同時,人民的地位也發生了顯著的變化。雖然到底與法治國家不同,不會明確承認人民的權力,但人民的地位與財產上的私有權,都已經與貴族政治時代大異其趣。在貴族時代,人民被視同貴族整體的奴隸。到了隋唐時代,人民從貴族手中解放出來,由國家直接統轄,並且還實行了將民眾當作國家佃農來管理的制度,然而在事實上,政治的權力既然為貴族所有,民眾也就不過是擁有君主的貴族團體的佃農而已。土地的分配制度等方面也與此有著密切的關聯,尤其租稅的性質,最為典型地體現出這一意味。唐代的租庸調制度,就意味著人民對政府繳納地租,服力役,提供工作產品。從唐代中期開始,這一制度自然崩壞,成為兩稅制,人民的居住在制度上獲得了自由解放。因為地租等的收納轉為用錢代納,以此為契機,人民就自然而然獲得了解放,擺脫了被土地所束縛的農奴地位。到了宋代,由於王安石實行新法,人民對土地的所有權越發明確起來。像青苗法那種低利率資金融通法的意義,也可以理解為是認可了人民對田地收成的自由處理。此外,將歷來的差役改為雇役,雖然受到反對者的激烈攻擊,但這一雇役制度卻最為適應當時的形勢,因此後來司馬光改廢王安石新法的時候,以蘇東坡為首,新法反對論者中也有許多人反對差役復舊。盡管中國完全不認可人民的參政權,但貴族階級消失,君主與人民直接相對,這也就是進入了近世政治的狀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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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

此外,官吏,也就是君主與人民之間的中間階級,也成為選舉產生的了。當然這裡的選舉,並不像今天的代議政治一樣是代議性的,而是指一種官吏選拔的形式。過去是從貴族階級中提拔錄用,現在則一變而成為考試選拔,也就是科舉。六朝時代,天下官吏都以九品中正的方式選舉,完全被貴族的權力所左右,當時的俗語稱為「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隋唐以來破除此弊,實行了科舉。然而唐代的科舉方式依然是貴族性的,這種方式也是從宋代王安石的時候開始發生劇變。從唐代到宋初的科舉,是以帖括和詩賦為主的。帖括考的是背誦經書的能力,詩賦考的則是文學創作的能力。因此這種試驗與其說是學科考試,不如說是人格考試和草擬文章的能力考試。然而王安石的制度卻是以經義代帖括,以策論代詩賦。經義是讓考生對經書中的義理髮表意見,策論則是表達政治意見。當然在這之後,經義變成了單以一時巧思來驚動考官的文章遊戲,策論也變成不過是史事的粗略概說,和實際的政務沒有任何關係了。不過無論如何,這一變化本身的目的,是在於將歷來的人格主義改為實務主義。至於應試的考生,唐代每一年的及第者不過五十人上下,然而明代以後的科舉及第者卻大量增加,雖然有時是三年一度舉行,及第卻超過數百人,並且應試者無論何時都有萬人以上。這也就是在君主獨裁時代,官吏的地位分配到了一般庶民,允許機會均等了。


政治的實際狀態上也發生了變化,尤其例如黨派的性質大變。唐代也好宋代也好,都是朋黨紛爭不已,但唐代的朋黨純粹是以貴族為中心的權力鬥爭,而宋代的朋黨則明顯表現出政治傾向上的不同。這是由於政治脫離了貴族之手,從婚姻和親戚關係產生的黨派漸漸衰微,政治意見便成為了樹立黨派的主要目的。當然,這種黨派雖然來自政治主張的不同,但其危害卻漸漸也變得與貴族時代相似。到了明代,師生關係、出身地方關係就成為主宰朋黨的重要因素了。所謂君子之黨,其危害與小人之黨也已經無甚區別。明朝最終竟至於被認為是亡於東林黨。清朝對臣下的拉幫結派深惡痛絕,因此就越發使得君主的權力絕對化起來了。


經濟上也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唐代雖然鑄造了著名的開元通寶,持續鑄造貨幣,但流通的總量還是比較少的。從宋代開始,貨幣的流通才盛行起來。唐代雖然不能說是實物經濟,但往往利用絹布來作為表示物品價值的貨幣。然而在宋代,就不再使用絹布、綿等,代而使用銅錢。更進一步發達起來以後,甚至紙幣也盛行起來了。雖然從唐代開始,已經使用名為飛錢的紙幣,但到了宋代,紙幣的利用更變得非常流行,稱為交子、會子等。南宋時代紙幣達到了巨額的發行總量,因此也導致了物價的劇烈變動。但不管怎麼說,總之紙幣得到了充分的利用。接下來到了元代,幾乎就不再鑄造銅錢,只是單純流通紙幣了。明代以後,徹底實行不兌換紙幣政策,紙幣因此而失敗消滅。總之一句話,進入宋代以後,貨幣經濟變得非常盛行。在這個時期,銀也漸漸作為貨幣,占據了重要的地位。北宋時代還只有極少的流通,到了南宋似乎就已經大為盛行,元的伯顏滅了南宋,回到北京的時候,為了將從南宋府庫中收得的白銀運到北京,而鑄造成一定的形狀,據說這就是今天元寶銀的濫觴。可見銀在宋末已經大量流通了。到了明清,這種傾向日益顯著起來,銀最終完全取代了紙幣。總而言之,唐宋交替之際,就是實物經濟結束、貨幣經濟開始的更替期。因此在這一時期,貨幣的名稱也自然地發生了變化。古時候的錢或者稱兩,或者稱銖,這不消說是重量的名稱,古時候把一兩算作二十四銖。宋代以後,把十錢算成一兩,也就是一錢相當於二銖四累。說起來,這原本是因為開元通寶一文重二銖四累,十文就是一兩。而宋代開始卻就廢除重量名稱,轉而用錢的個數來表示。即使從這一點來看,也就足以知道當時對錢的使用是何等盛大了。像是一匁(一文目)之類的日本重量名稱,其實就是把中國錢的稱呼方式倒過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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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子

學術文藝的性質也發生了顯著的變化。暫且就從經學和文學的方面來說,經學的性質在唐代已經出現變化的徵兆。到唐初為止,猶承漢魏六朝之風,經學重家法或曰師法。雖然允許敷衍發展舊來的成說,但一般而言卻是禁止變更師法,另立新說的。當然其間也曾借種種遁詞,屢次變異舊說,但這種企圖卻是不能公然宣之於口的。結果就使得當時的著述以義疏為主。所謂義疏,是對經書的註作細致解說,在原則上是疏不破註的。然而唐代中期以後,人們開始對古來的註疏發生疑問,樹立一己的意見了。最早出現的就是關於《春秋》的新說。其後到了宋代,這種傾向極端發達起來,學者自稱從遺經中發現了千古不傳的遺義,完全以自己的見解作出新的解釋,成為了普遍的風氣。文學也是一樣。自六朝至唐,文章流行四六文,唐代中期韓柳諸家興起,復興所謂古文體,一切文章都成為散文體,也就是從形式性的文變為自由表現的文。詩到六朝為止是五言,盛行選體也就是《文選》風的作品,然而從盛唐開始,其風一變,李杜以下大家輩出,日益致力於破除舊來的形式。在詩之外,詩餘也就是詞又從唐末開始發達起來,突破五言、七言的形式,變成頗為自由的形式,尤其在音樂性上徹底發達起來。結果就使得曲自宋至元之間發達起來,從歷來形式短小的抒情之作,變為形式複雜的戲劇。在文辭上也不再以多用典故的古語為主,變為以俗語作自由的表現。因此之故,貴族性文學就驟然一變,朝往庶民性文學的方向發展了。


此外,在藝術方面,至六朝唐代盛行壁畫,以彩色為主流,雖然白描水墨的新畫派從盛唐開始盛行,不過終有唐一代,新派並未能壓倒舊派。然而從五代到宋之間,壁畫漸漸變為屏障畫,金碧山水衰落,水墨畫日益發達起來。以五代為界限,這之前的繪畫大體上重視傳統風格,畫的意義不過在於說明事件而已,然而新興的水墨畫卻採用了表現自我意志的自由方式。歷來只是貴族的道具,用於裝飾宏偉建築物的繪畫,開始盛行卷軸形式,發生了種類上的變化,雖然還不能說是庶民性的,但平民出身的官吏縱使在流寓之中,也能夠隨身攜帶著來欣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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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唐壁畫


音樂也是一樣。到唐代為止,音樂以舞樂為主,也就是以音聲為主,添加上舞蹈動作,因此樂律也是形式性的,很少有以動作來模擬物象的意味,尤其與貴族性的儀式相適應。宋代以後,隨著雜劇的流行,模擬物象的淺近藝術盛行起來,動作也變得較為複雜,在品位上要低於古代的音樂,變為單純迎合低層平民的趣味了。最為顯著地表現出這種變化的,則是南宋時代。


如上所述,在唐與宋的時代,一切文化生活都發生了變化。因此如果在此之外,對細微的個人生活也都加以觀察的話,我敢斷言,這種時代變化同樣會在任何方面都有所表現。不過這裡就暫時放下這種細微之處不談了。


要而言之,中國中世、近世的一大轉換時期,就是唐宋之間。此點為讀史者最當留心者。


  大正十一年(1922)五月發行
《歴史と地理》第九卷第五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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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上的唯物主義立場,政治上的人民立場,推介「與人民同在」的文章,呈現過去和現在的「唯物主義潛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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