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籌】出版辛亥革命珍貴史料| (日)北一輝著《一個日本人的辛亥革命親歷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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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籌】出版辛亥革命珍貴史料| (日)北一輝著《一個日本人的辛亥革命親歷記》
故事應該從四年前說起

我在前輩傅國湧先生的介紹下,採訪了另一位長居香港的前輩,日文翻譯家董炯明先生。
那時得知,董先生正在著手翻譯一本日本革命家北一輝寫的《支那革命外史》,已經快將完成。於是,我將這個消息寫入採訪稿,並且熱切期盼這本書盡快問世。文章出街後,很快就收到不少讀者留言,表示也對這本書非常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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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一輝像)

為什麼我滿懷期待?因為北一輝的論述顛覆了許多我們故有的認知。這位親身參與辛亥革命的日本友人,宋教仁的親密戰友,透露了許多不為人知的歷史側面。例如,北一輝就指正宋教仁之死並非袁世凱所為,而和孫中山有關。所以,無論對專業歷史研究者,還是業餘歷史愛好者,這本書都是難得的讀物。可惜的是,近百年了,這本書仍未有中譯本。
四年過去。上周五,我與董先生見面聊天,重提舊事,才知道因種種原因,該書仍未出版。原因何在?內地方面,自然是眾所周知的原因。雖然傅國湧先生多番推介,但仍無出版社願意接手。而台灣方面,大概是出於市場考慮,雖然有文化界重量級人物在中間牽線,也未成功。看來偌大一個中國,只有香港可以有所作為了。
於是,我主動請纓,跟董先生和傅先生說:「在互聯網時代,我們不妨試試看善用網路,借助網友們的力量,讓這本書面世?」
對,我相信網友力量大,通過眾籌,我們或許能讓這本書問世,為中國歷史界增加一點珍貴的辛亥革命史料。
所以,現在我向廣大網友發出邀請。我們的眾籌方式有兩種——
一、認購圖書,請長按以下二維碼支付書款(¥98.00),並在「原來醬紫」微信公眾號留下您的姓名、地址和電話,待書出版以後,會第一時間郵寄給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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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果您只是願意無償支持本出版計劃,請在本文末的「讚賞」捐贈,我們十分感謝您的慷慨解囊。
本書將由(香港)又有文化傳播公司出版,這是本人名下的一家小型出版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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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一、緒言
二、孫逸仙的美國理想不是革命黨的理想
三、啟發革命的日本思想
四、革命黨的覺醒時代
五、革命運動之概觀
六、置身革命漩渦中的批評
七、成立南京政府的真相
八、南京政府倒台的經過
九、投降將軍袁世凱
十、中國危機與天人不容的二次革命

譯者的話

董炯明先生和他翻譯的眾多著作
2010年11月,我的歷史學家朋友傅國湧先生托人帶來一大疊復印件,打開一看,是日人北一輝於九十多年前撰寫的《支那革命外史》。傅先生夾了一張字條,大意是:明年乃辛亥百年,托人帶上此書,看看兄能否把與辛亥革命有關的章節內容譯出?
北一輝是何方神聖?《支那革命外史》又是一本怎樣的書呢?我一時茫無頭緒。好在置身信息社會,查找數據頗為方便,打開計算機搜尋網站,很快找到答案。
先簡單說說作者北一輝吧。此君原名北輝次郎,1883年出生於新瀉縣佐渡郡。他是日本昭和初期的著名思想家、社會活動家、政治哲學家、國家主義和超國家主義的提倡者、法西斯理論思想家。1906年二十三歲時,他自費出版了《國體論與純正社會主義》,從社會主義的立場嚴厲批評以天皇主權說為中心的「國體論」,在反政府的社會主義運動陣營裡嶄露頭角。同年加入『革命評論社』以及『同盟會』,展開他投身中國革命的生涯。這期間,1911年應宋教仁之邀,來到中國參與辛亥革命,活躍於上海、武昌和南京等地,此後北一輝寓居上海。1913年因好友宋教仁被刺,北一輝自組調查團,意圖查明宋教仁被刺之真相,遭日本駐上海領事勒令返國三年。在日期間,1915年至1916年撰寫《支那革命外史》,滿腔熱情地介紹了中國革命,且積極主張中日軍事同盟。1917年重返上海,但因中國民眾反日情緒高漲,自思再無為中國革命効力之處。為此,北一輝開始將注意力轉回日本。為求中日兩國和平相處,他主張推翻現行日本政治體制,徹底放棄以侵略中國為目標的傳統對華政策。同年他在上海撰寫《日本改造法案大綱》,主張以武力革命方式再造日本。年底回國加入右翼社會主義運動。 1927年弟子西田稅在東京創設天劍黨,以北一輝的學說為建黨大綱,廣羅全國中下級軍官,圖謀法西斯革命。1936年,法西斯主義的中下級軍官終於發動「二.二六」政變,但政變失敗,北一輝也遭逮捕。1937年被日本政府以教唆「二.二六」政變的思想主導犯正式起訴,旋遭槍決。他的理論後來成為日本法西斯主義思想的理論根據。
再來說說北一輝的傳世力作《支那革命外史》。該書其實是分上下兩部分前後出版的。作者於1915年寫了前八章,以《支那革命外史》書名出版。該書一出,即引起轟動,洛陽紙貴,廣受好評。次年他又增寫了第九至十九章,相當於擴容,再後來出增訂本,又寫多一章,這就成了二十章的洋洋大著了。但前後兩部分的內容側重點是不同的。上半部分乃作者個人的辛亥革命回憶錄,翔實而生動地介紹了作者在中國親歷辛亥革命的情況。利用與革命領袖朝夕相處和置身於革命漩渦之中的優勢,作者對中國革命做零距離的觀察。從辛亥革命勃發到南北議和袁任臨時大總統,夾敘夾議,深刻而精辟地闡明中國革命的基本特徵。下半部分則通過對此期間政治情勢變化的檢討,展望今後中國革命的發展方向,與此對應,日本應該採取的對華政策。作者在下半部分大肆宣揚軍國主義和武斷主義的主張,鼓吹日本應與革命中國連手進行對外戰爭和擴張 ,建立霸權。北一輝本人也承認他在書的下半部分提出的主張『令膚淺的民主主義者感到錯愕。』北又說:『前半部分對中國革命的說明,大家都高興地接受。但後半部分議論日本的外交革命,全部一變而為懷疑的態度。』
值此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際,在下不揣淺陋,謹將該書的前八章,再加上第九章和第十四章一並譯出,並將其易名為《一個日本人的辛亥革命親歷記》,奉獻給廣大不想遺忘歷史和緬懷辛亥先烈的賢明讀者閱讀參考。
日前讀過拙譯稿的朋友向在下發問:這是一夲很有價值的介紹辛亥革命的歷史文獻嘛,為甚麼九十多年過去了,都沒有引起海峽兩岸歴史學家的注意?也沒有將其譯成中文供歷史研究之用?我說在下一邊翻譯一邊也在琢磨這個問題,等到翻譯結束了,問題的答案也就出來了--當然這僅僅是在下個人的理解。簡言之,該書作者直截了當表現出來的褒宋貶孫立場,會不會『嚇壞』了我們海峽兩岸的歷史學家?在海峽那一邊,國民黨一貫來視孫為國父,把孫抬到至高無上的神壇之上。神乃真理之化身,豈能犯錯?而在海峽這一邊,『偉大』的領袖稱孫是『革命的先行者』,又說『孫中山這位先生的確做過些好事,說過些好話,我在報告裡盡量把這些好東西抓出來了。這是我們應該抓住死也不放的,就是我們死了,還要交給我們的兒子、孫子……將來我們的力量越大,我們就越要孫中山,就越有好處,沒有壞處。我們應該有清醒的頭腦來舉起孫中山這面旗幟。』總之,在兩黨不遺餘力的鼓吹之下,孫被打造成一具神聖不可侵犯的專制偶像。有誰吃了豹子膽,膽敢動他一根毫毛?但正如吾鄉之鄉諺所說:不怕不識貨,只怕貨比貨。北一輝用鐵的事實對宋孫兩人做無情的比較,高尚與卑劣立判。作為真正的革命領袖,愛國主義與民族情操是必備的品格。1908年,宋教仁還在日本留學,當時日清兩國就間島的主權所屬發生爭執。宋的目標是推翻滿清、創建共和,但是他反對的只是清廷,而非整個中國。值此國難當頭之際,宋的愛國情懷勃然而起。宋在東京帝國圖書館發現幾種北韓王室編纂的古書,裡面明確記載了間島不是北韓的領土。這就是說,宋可以利用在日本找到的材料證明該爭議地區不是日本的領土。為此,宋撰寫了《間島問題》一書,在力挫強鄰的不法主張的同時,也相當於助了不共戴天的清朝政府一臂之力。對宋而言,這實際上是一個尷尬之舉。有日本人建議他把此書賣給日本政府,所得款項正好用來資助革命,但為宋嚴詞拒絕。宋毅然把此書郵寄北京。據十幾天後的電訊報導,清國方面以宋提供的證據有力地駁斥了日本方面。日方則以忙於處理其它事務為由放棄了對間島的領土要求。這就是作為愛國的革命黨人在遇到國家的利益問題時所持的正確立場。與此相比,1900年孫中山為了廣東的獨立,竟與日本駐台灣總督兒玉暗訂密約,在日軍支持下,聯絡日本軍人及浪人發動惠州起義,義軍須佯攻廈門,引起日軍直接出兵福建,事成後允劃福建為日本勢力範圍。宋孫一愛國一賣國,可謂涇渭分明矣。在建國經略上,宋孫也大相徑庭。武昌起義前,在許多革命黨人的眼裡,革命以後實行的共和到底是什麼樣子?實在是非常模糊的。大致以為只要革命一成功,一切就都會好起來了。不過也有人在考慮共和的做法。孫中山是一個,宋教仁是另一個。1906年孫制定了《革命方略》,規定革命成功後要經過『軍法之治』、『約法之治』,然後才達到與一般民主共和國家相同的『憲法之治』。而『軍法之治』和『約法之治』加起來長達九年。換言之,孫的設想,乃是用專制手段來做到民主。但問題在於,一個擁有專制君主般權力的人或政府,到時候會自願放棄權力嗎?另外,誰能保證軍政府不會濫用權力,以權謀私和貪污腐敗呢?宋教仁就想到這一點,所以針對孫中山提出革命後共和政體應實行大總統制的想法,宋針鋒相對提出應實行責任內閣制。武昌首義成功後,宋教仁起草並發布了《鄂州約法》,這是中國第一部共和制憲法文件,其中第二章『人民』中,公開宣布:『人民一律平等』,『人民可自由言論、著作刊行並集會自由』、『人民自由保有財產』、『人民自由保有身體,非依法律規定,不得逮捕審問處罰』。宋堪稱為中國憲政第一人。
在本書第九章的結尾,北一輝提出二大疑問:袁世凱怎麼成了大總統?孫君怎麼成了木偶?在譯完本書的此刻,在下也向即將閱讀本書的賢明讀者提問:辛亥革命過去一百年了,中國人有長進嗎?那個血灑上海滬寧車站的湖南人的憲政理想,做到了沒有?

傅國湧先生所作之導讀《北一輝與辛亥革命》

由北一輝與辛亥革命的關係,可以讓我們在近代的風雲變幻中窺見日本與中國的複雜關係,今天北一輝在中國已是一個陌生的名字了,但他與那段歷史有著很深的關係。

三個關係

在19世紀到20世紀轉型的關頭,判斷中國的歷史,如果從中外關係的角度看,有三個關係對中國有舉足輕重的影響。第一個關係是中英關係(後來則變成了中美關係),從1842年確立的條約體系框架,中英關係一直是最重要的外交關係,辛亥革命時期影響中國最深的國家是英國,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對中國問題有很大的發言權,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辛亥革命以和平告終,是與英國的態度有相當深的關係,這一點從英國的外交檔案,從《泰晤士報》駐華記者莫理循的書信與日記,都可以看出。
但從1894年開始,中日關係逐漸在中國對外關係中變得最重要。從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二十一條」,五四運動、濟南事件、「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一直到1945年以日本投降告終,在這激蕩起伏的半個多世紀中,日本成為影響中國最深的一個國家。甚至可以說,將中日關係搞清楚了,中國的問題也就基本上搞清楚了。中國近代以來的命運大致上是由另外一個民族決定的,而不是由本民族決定的,這是一個最大的悲劇。如果說,英國還沒有決定中國的命運,那麼日本人卻決定了中國的命運。
第三個關係就是中蘇關係,這層關係跟中日關係一樣,也在歷史過程中逐漸地成了中國這個大共同體命運、每一個個體命運的決定性因素。如果將1921年中共建黨作為一個時間起點的話(實際上1920年上海就已經創辦了一個叫《共產黨》的刊物,「共產黨」這個名詞在中文世界公開破土而出是在此年11月7日),俄蘇對於中國的影響從1920年前後開始,比日本人慢了一步,經過孫中山跟越飛的宣言、北伐戰爭、寧漢分立、蘇維埃運動、西安事變,一直到國共內戰,到北韓戰爭、中蘇分裂,一路下來,都可以看到俄蘇成為像日本那樣深入影響中國國運的鄰國。
某種意義上,中國20世紀以來的走向就是由這兩個鄰邦規定的,我們的制度取向、價值取向都深受日本和蘇俄的影響,地緣政治在中國發生了巨大的杠桿作用。中華民族歷來是有自己的價值觀、自己的制度模式、自己的文化思想的,但不幸我們的生產方式,或者農耕文明在近代以來遇到了工業文明的挑戰,於是我們的生活方式、制度方式、思維方式都遇到了挑戰。在這種挑戰面前,由英美所代表的西方文明國家,日本所代表的亞洲新興國家,和俄蘇所代表的一個全新的共產主義國家,分別在中國產生他們的影響。20世紀中國道路和命運的轉折,相當程度上是被這些國家或者說是被這些對外關係所決定的,而不是由我們本土自主的選擇所決定的,搞清楚這三個關係,就能更好地理解中國現在的命運和處境、將來的道路和抉擇。

「八零後」留日學生

在錯綜複雜的中日關係中值得關注的一個視角就是留日學生。中國到日本留學的成本最低,不用跨越浩瀚的大洋。20世紀初大批學生留日,是所有的留學生中規模最大的板塊,清政府在八國聯軍進京之後,最重要的政策可以概括為九個字:廢科舉,興學堂,派留學。其中「派留學」,多數的留學生來到日本,而不是歐美,歐美的留學生並不多,像胡適、竺可楨、梅貽琦這樣的大學校長,靠著美國退還的庚子賠款餘額留美的學生,所占的比例非常小,留學生大多數都到了日本。
在留日學生當中,出生於一八八零年後的,我稱他們為「八零後」,其中包括宋教仁、魯迅、汪精衛、蔣介石、張季鸞、張東蓀,這個名單一直可以開下去,企業界的范旭東也是「八零後」,「八零後」的代表人物多為留日的,這是一個非常獨特的現象,原因就在於20世紀初中國的留日潮,正好被他們那一代人趕上了,他們20歲出頭的時候正好是中國留日高潮。數以萬計的中國學生到日本學習,或公費或自費,有的人其實從來都沒有進過日本的正規大學,只是在日本上過日語補習學校,或者預備學校,包括蔣中正,也沒有進過日本正式的士官學校,他進的振武學校,只是日本陸軍參謀本部專為中國留學生開辦的一所預科軍事學校。不像蔡鍔等人還繼續進入東京陸軍士官學校深造。
那個時候,留日學生中真正在正規大學畢業的並不多,魯迅也只是仙台一個醫科學校沒有畢業的肄業生,此前他一直在日語學校裡補日語。在仙台學醫,沒有畢業就放棄了,租了房子,自己翻譯小說。這樣的人其實很多的,銀行家蔣抑卮,就是最早資助魯迅搞文學活動的,他到日本留學也幾乎沒有上什麼學。
「九零後」這一代情況就不一樣了,毛澤東、盧作孚、梁漱溟、葉聖陶、胡適之(留美,哥倫比亞,康奈爾)、晏陽初(留美,耶魯大學)前面幾個人都是中學生,小學生,師范生,毛澤東是湖南第一師范的,梁漱溟是北京順天府中學堂的,葉聖陶是蘇州草橋中學的,盧作孚只是重慶合川一所小學畢業,這些在不同領域有重要影響的人,或是在本國受的教育,或是留美回來,這與留日高潮已漸漸過去有關,當然還是有一些留日學生在各自領域有建樹,像鬱達夫、郭沫若、雷震等人。
等到「零零後」這一代,也就是生於1900年後十年間的那些人,鄧小平、蔣經國、王蕓生、錢鐘書、費孝通,留日出身的不大見了。錢鐘書、費孝通可以算是學術界的代表人物,他們的留學背景是英國,蔣經國跟鄧小平有相似性,都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上過學,鄧小平還有一個經歷,在法國勤工儉學。一百年來的中國,包括未來的五十年,甚至一百年,中國人仍然將生活在這三代人的影響下面。
「八零後」、「九零後」和「零零後」的影響不僅覆蓋了20世紀的中國,還將繼續影響21世紀。「八零後」那一代留日學生,回國以後進入政界、軍界、新聞界、文學界,其中產生了許多創造時代的人。如果要論對於中國命運具有關鍵性的影響,還是要數年輕的時候就被折斷了生命的宋教仁,他只活了32歲,但他倡導的憲政理想仍然是中國今天和將來要不斷地去回應的大題目。在他留日歸國前後,他也回應了中國正在發生的立憲運動,他不讚同立憲運動,他讚同共和運動,主張革命,但是他希望革命之後進入憲政的軌道,兩黨政治,輪流執政,議會民主。結果他被暗殺了,有人說中國還不具備兩黨輪流執政的條件。作為宋教仁的朋友,生於1883年的北一輝只比他小了一歲,年齡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這意味著他們是同齡人,容易找到共同的話題,並成為志同道合的朋友。
北一輝的《支那革命外史》記錄了他在辛亥革命前後的親身經歷以及他對辛亥革命和中日關係的思考,特別是他與宋教仁的親密關係,對宋教仁之死的愴痛,以及他對孫中山的尖銳批評。難怪此書長期以來沒有中譯本,直到董炯明先生於辛亥百年之際將此書主體部分譯出來(迄今尚未出版)。
由於傅國湧先生的導讀篇幅較長,此處放不下,如欲繼續閱讀全文,請點擊下方「閱讀原文」,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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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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