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風骨們的清貧生活

蔡元培,一位被稱為是「學界泰鬥、人世楷模」的大師巨匠式人物。辛亥革命後,蔡元培曾任國府委員、司法部長、教育總長、大學院院長、中研院院長、北京大學校長、北京圖書館館長等多重職務,可謂「位高權重」。可是你能想像得出嗎,如此偉大的一位人物竟然也會貧困交加。蔡元培晚年旅居香港,生活極端拮據,生病後無錢請大夫,常常苦熬支撐。但是即使如此他仍不忘周濟別人。1940年3月3日晨,蔡元培起床後剛走到浴室,忽然口吐鮮血跌倒在地,繼之昏厥過去。兩天後,醫治無效,溘然長逝。蔡元培死後無一間屋、一寸土,且欠下醫院千餘元醫藥費,就連入殮時的衣衾棺木,都是商務印書館的王雲五先生代籌。

胡適,一位在中國現代史上開多個領域風氣之先的箭垛式人物。胡適說:「金錢不是生活的主要支撐物,有了良好的品格,高深的學識,便是很富有的人了。」這話可看作是他一生對物質金錢的態度。胡適在任駐美大使期間,居然要靠借債過日子。當時他經濟壓力很大, 不得不從各方面節省開支, 連給妻子買東西, 也盡量托人捎帶, 以節約郵資。大使有一筆特支費是不需要報銷的,但胡適沒有動過一分, 全部上繳國庫。大使卸任後,胡適旅居美國,為生計所迫,他時常要拿著兩個紙袋親自上街去買菜。1962年2月24日,胡適參加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會議時,因心臟病猝發倒地逝世。胡適死後,秘書王志維清點遺物時,發現除了書籍、文稿、信件外,胡適生前留下的錢財只有135美元。

傅斯年,一位被稱為是「老虎」、「大炮」的強勢人物。傅斯年向來以霸氣著稱,但他也有英雄氣短的時候。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因腦溢血病逝。逝世前幾天,他曾在一個寒冷的冬夜為董作賓先生刊行的《大陸雜誌》趕寫文章。原因是想急於拿到稿費,做一條棉褲。他對妻子俞大彩說:「你嫁給我這個窮書生,十餘年來,沒有過幾天舒服的日子,而我死後,竟無半文錢留給你們母子,我對不起你們。……你不對我哭窮,我也深知你的困苦,稿費到手後,你快去買幾尺粗布,一捆棉花,為我縫一條棉褲,我的腿怕冷,西裝褲太薄,不足以禦寒。」幾天後,董作賓把稿費送到傅家。俞大彩雙手捧著裝錢的信封,悲慟欲絕,泣不成聲。此時傅斯年已命歸黃泉,再不需要棉褲了。

梅貽琦,一位被清華人譽為是「終身校長」的謙謙君子。1955年11月,梅貽琦從美國回到台灣考察創辦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及台灣清華大學,由於他掌握著數額巨大的清華基金,所以台灣的各縣長、市長紛紛接近他,企圖趁機撈一把油水。可是他們哪裡知道,此時的梅貽琦卻因為經濟拮據不得不將已62歲的太太韓詠華留在紐約依靠打工獨自生活,自己只身一人赴台。當有人告訴梅貽琦「師母在那邊生活太苦。必須設法給師母匯錢,或接她來台灣」時,梅貽琦說自己在台薪金微薄,無法匯錢照料。1962年5月19日,梅貽琦病逝於台大醫院,享年73歲。梅貽琦生前隨身攜帶一個手提皮包,住院後一直放在床下一個較為隱秘的地方。兩星期後,在各方人士監督下秘書將皮包啟封。當包打開時所有人都口瞪目呆。原來裡面裝的是清華基金帳目,一筆筆清清楚楚地列著。

「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與這些大師的精神操守一比,今天那些前赴後繼的大富巨貪們的種種表現又是何其的卑微。

抗日戰時,物價飛漲,通貨膨脹,聯大師生生活十分困難。1937年上半年,一個教授的平均月薪約為350元法幣,到了1943年下半年聯大教授的每月平均收入為3697元法幣,物價比1937年上半年上漲了405倍,因此教授的3697元收入只等於1937年的8.3元!依靠這僅值8.3元的每月薪水,又如何能維持一家幾口人的生活呢?

聯大學生賀祥麟目睹了一件事情:有一天晚上去當時最繁華的商業大街正義路一家拍賣行閒逛時,居然見到聯大法文專業一位首席教授拿了師母的遊泳衣去賣。聞一多先生則每天上午在聯大授課,下午在中學兼課,晚上批改學生作業後,半夜還得開始為別人刻圖章賣錢!

吳大猷是西南聯大兩位諾貝爾獎獲得者的恩師,早年留學於美國密歇根大學,東西方許多物理學家們在走上諾貝爾物理學獎領獎台時,常會不約而同地想到這位從未去過斯德哥爾摩的東方物理大師。吳大猷的妻子患有嚴重的肺病。早在美國留學的時候,吳大猷聽說喝牛肉湯可以治這種病,便每天到菜市場買牛肉來熬湯,送到女生宿舍給他這位女友當藥喝。吳大猷的執著打動了病中少女的芳心,回國後兩人結為終生伴侶。然而到了昆明,吳大猷的薪水,再也無法每天買牛肉熬湯了。為了病妻的身體,有時吳大猷不得不化裝成貧民,到菜場去撿拾剩餘的牛骨頭,回家給妻子熬湯。當地的回民得知此事很感動,常常將一些牛骨頭替他留著。

1942年,校長梅貽琦家裡有時也連青菜湯都喝不起了,只能用辣椒拌飯吃。校長夫人韓詠華想找份工作,但作為當時中國第一校長的梅貽琦,不肯利用職權為妻子謀利。教務長潘光旦的夫人給她出了個主意:「詠華,你做的米糕,我們家大人孩子都喜歡吃。我看你不如到大西門賣米糕算了。」袁復禮教授的夫人也點頭讚成。三人真的做起了賣米糕的生意。韓詠華說:「如果不是為了抗戰,我們何苦受這份罪。這糕叫定勝糕,這是個吉祥的名字。我們瑞在糕上寫點字吧。」袁復禮夫人總有辦法搞到當時緊俏的廉價碎米,由潘光旦夫人把米磨成米粉,把赤豆做成豆沙,再由梅貽琦夫人親手調制蒸熟,用紅糖漿寫上「一定勝利」四個字,夫人們自己提著籃子到街上叫賣。定勝糕在昆明街頭銷路很好。開始的時候,韓詠華不願別人知道她是西南聯大校長的夫人,每次上街都摘掉眼鏡,脫下旗袍,換上從農民手裡買來的藍布裝。可白皙的皮膚、鼻梁兩側深陷下去的眼鏡凹印,還有那明顯帶有北方口音的昆明話,都瞞不了人。久而久之,不僅聯大校園裡的人,而且昆明街市上的市民,都知道了這位走街串巷賣米糕的女人正是大學校長的夫人,而定勝糕的名稱也就此傳開了。

然而,就是在如此極端難苦的情況下,竟然出現了這樣的「奇跡」:1942年10月聯大有25位名教授,全部是各系的系主任,聯名致函校主管,拒絕教育部發給自己的特別辦公費(所謂「特別辦公費」,翻譯成我們今天的術語,就是系主任的「崗位津貼」)。正是在這種家庭生活極端貧困的情況下,聯大25位擔任系主任的教授,毅然拒絕接受特別辦公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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