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輯]魏斌:五條詔書小史

「出土文獻與戰國秦漢地方行政研究新境」專輯


按語:制度史作為傳統的史學命題,得到幾代學人濃墨重彩的書寫;但由於史志中有關地方制度的記載匱乏,研究多集中於中央。上世紀後半葉至本世紀初,是全國各地楚、秦、漢、吳、晉簡牘「爆炸式發現期」,相當一部分簡牘為郡縣行政系統或與之平行的屯戍系統文書檔案,為戰國秦漢至三國西晉地方行政研究注入了新鮮血液。借助出土簡牘,配合石刻、銘文、封泥、印章、壁畫等材料,重新思考基層行政相關問題,已經有諸多學者提供了示範性研究。有鑒於此,先秦秦漢史公眾號擬於4月下旬推出「出土文獻與戰國秦漢地方行政研究新境」專輯,推介相關研究成果。期待各位前輩、同道支持!

專輯顧問:鄒水傑,專輯策劃:遊逸飛、徐暢,專輯編輯:李凱凱、姚磊。


五條詔書小史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 魏斌

一 從郴州出土西晉詔書簡說起

西晉武帝泰始四年(268)十二月,向郡國頒布了一道意在申飭地方吏治的詔書,包含五項內容,故被稱作「五條詔書」。《晉書》卷3《武帝紀》記其事:

十二月,班五條詔書於郡國: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撫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

本條記事最早見於王隱《晉書》,文字基本相同,惟第二條作「勤民」,第四條作「敦本息華」。[1]以上即是關於泰始五條詔書的全部信息。而令人感興趣的是,兩百年後的蕭梁和北齊制度中,卻出現了五條詔書的身影。如梁代元會儀:「尚書騶騎引計吏,郡國各一人,皆跪受詔。侍中讀五條詔,計吏每應諾訖,令陳便宜者,聽詣白獸樽,以次還座。」[2]北齊元會儀:「班五條詔書於諸州郡國使人,寫以詔牘一枚,長二尺五寸,廣一尺三寸,亦以雌黃塗飾,上寫詔書。正會日,依儀宣示使人,歸以告刺史二千石。」[3]北齊早已是使用紙的時代,五條詔書顯然是特意寫於木牘之上,具有濃厚的典禮色彩。《隋書》卷9《禮儀志四》並錄出了北齊五條詔書的具體內容:

一曰,政在正身,在愛人,去殘賊,擇良吏,正決獄,平徭賦。

二曰,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其勸率田桑,無或煩擾。

三曰,六極之人,務加寬養,必使生有以自救,沒有以自給。

四曰,長吏華浮,奉客以求小譽,逐末舍本,政之所疾,宜謹察之。

五曰,人事意氣,幹亂奉公,外內溷淆,綱紀不設,所宜糾劾。

渡邊信一郎指出,除第三條「文字沒有直接對應」以外,北齊五條詔書的要點與泰始五條詔書幾乎完全相同。[4]其實第三條的「六極之人」,就是指缺乏照料的孤寡病人,兩者要點同樣是對應的。[5]問題是,泰始五條詔書班宣於十二月,從時間上說並非元會。這就帶來一些疑問:泰始五條詔書本來的性質如何?為何會演變成為元會沿用的禮儀性詔書呢?這種變化又是何時出現的?要回答這些疑問,需要進一步確認北齊五條詔書與泰始五條詔書究竟只是要點對應,還是文辭完全一致?由於兩種《晉書》記事均十分簡略,其他文獻又未見五條詔書內容,這個問題幾乎已無法確知。

令人驚訝的是,2003年郴州蘇仙橋出土的西晉簡牘中,竟意外發現了五條詔書殘文,使相關的比對和分析成為可能。這批簡牘仍在整理之中,而就在已刊布的少量簡文中發現了五條詔書的蹤跡。具體是以下幾支簡:[6]

1-15 詔書人事意氣幹亂奉公外內溷濁綱紀不

3-4 譽舍本要末政之所疾所宜謹察

3-6 詔書民生在勤勤則不遺遊業惰農鮮不為

將這三支簡與北齊五條詔書對照,就會發現簡3-6與詔書第二條、3-4與第四條、1-15與第五條幾乎完全對應。而第二條開始的「人」字顯然是避唐諱所改,「民生在勤,勤則不遺」之後竹簡多出「遊業惰農鮮不為」等字,根據這些跡象判斷,《隋志》所錄北齊五條詔書同樣是有刪節的。不過已經可以確認,北齊五條詔書就是泰始五條詔書。[7]這是令人感到驚奇的。一件西晉建國初期發布的申飭郡國守相詔書,兩百多年後幾乎原封不動的被用作元會時的禮儀性詔書,寫於「雌黃塗飾」的木牘之上,年復一年的班宣於郡國使人,由他們帶回地方。泰始五條詔書究竟性質如何?為何如此受重視?

在已公布的郴州晉簡中,還有一支簡盡管在北齊五條詔書遺文中沒有對應文字可尋,但從內容上推測也應屬於五條詔書:

3-8 焉若乃寬猛失中民散政莣交私事末

如果僅從文字判斷,這支簡究竟屬於五條詔書中的哪一條,是不太明確的。不過,同樣讓人感到意外的是,這支簡的內容竟完整的見於《文館詞林》卷691所錄《西晉武帝戒郡國上計掾史還各告守相敕》:

敕:夫興化之道有常,而化成之功相背,由於司牧所修之務異也。二千石剖符於外,賦政千里,宜直道正身,以清簡為先,發崇教本,明慎用刑,納之軌物,訓之義方,除其災害,阜其財求,使安土樂業,而禮讓興焉。若乃寬猛失中,人散政荒,交私事末,釋實修名,匪唯茲損流於百姓,國有黜陟,其將從之,無日不顯,勿謂不聞。虛心候旦,聽四方之政刑,其明宣詔喻旨,使鹹知朕意。[8]

簡3-8中的「民散政莣」,敕文作「人散政荒」。「人」字是避唐諱,「荒」、「莣」之差,究竟是傳寫差異還是釋文有誤,由於未見圖版還不好判斷。不過,簡3-8屬於這道敕文是很明確的。敕文申飭的對象是郡國守相,其中又有「直道正身」之語,因此可以認定敕文就是五條詔書第一條的內容。如果這個推測不誤的話,敕文顯然也有刪節,除了其後的四條內容外,還省略了第一條中的「去殘賊、擇良吏、正決獄、平徭賦」等。[9]《文館詞林》的編纂目的是為了文學需要,刪去這些具體行政內容是很正常的。

在上述幾支簡中,只有簡1-15同時公布了圖版,從中可以明顯看到編繩位置留下的空白。由此判斷,這些簡原先是屬於一個詔書冊。從1-15、3-6來看,這個詔書冊在書寫時有特定格式,即每條開始時都冠有「詔書」二字。[10]而從《文館詞林》的定名來看,詔書中本來還應該有「郡國上計掾史」、「還各告守相」等內容。因此,郴州發現的五條詔書簡可能是由上計吏攜回的。這一點從郴州晉簡中的大量內容均與上計活動有關,可以獲得進一步的佐證。如以下兩支簡:

1-68 桂陽郡上城邑戶口田租綿絹賈布計階上書

2-57 伏遣上計掾齎謹上臣君惶恐

這樣就出現了一個明顯的矛盾。如果郴州出土的五條詔書冊是由上計吏攜回的話,與泰始四年「班五條詔書於郡國」的記事似乎不符。[11]而《晉書》卷3《武帝紀》在泰始四年十二月班五條詔書事後,緊接著又說:

五年正月癸巳,申戒郡國計吏守相令長,務盡地利,禁遊食商販。(其休假者令與父兄同其勤勞,豪勢不得侵役寡弱,私相置名。)

括號內的內容系據《晉書》卷26《食貨志》補充。這個「申戒」更完整的內容,則見於《文館詞林》卷691《西晉武帝戒計吏敕》:

敕:頃者年谷不登,朕用夙興晏寐,未常能違。夫陰陽不和,水旱不時,此朕之不德也。若乃地利人事,可能有未盡,是誰之過與?郡國守相,各以賢材蒞官,百姓不足,將何以上稱朕意,下濟黎庶邪?諸應課田,為盡力南畝不?在軍休假者,為皆戮力親農,與父兄伯叔同其勤勞不?豪右貴戚,役細人以損農作不?凡如此類,及逐末舍本,遊食商販之徒,皆人蠹患,王政之所禁也。二千石長吏不以此為憂,朕將誰與為化?掾史皆股肱本郡,奉計於王朝,故親喻意,還各使守相知此指,明察屬城。對身以率之,亦有申敕。監司峻明其法,如怠慢國憲,不念䘏功於人,將議事制法,豈任常刑而已哉,可不勉與。

《武帝紀》和《食貨志》所記要點,顯然是摘錄改寫這件敕文內容而成。這次「申戒」發生於正月元會,內容與五條詔書明顯不同。不過,兩者的申飭對象都是郡國守相,也均由上計掾史傳達,「還各使守相知此指」,功能上似乎有相當的重合。[12]按照北齊制度來說的話,上計吏攜回的應該是元會戒敕,不應該是十二月「班下」的詔書。這個矛盾究竟該如何理解呢?泰始四年十二月的五條詔書究竟是什麼性質?郴州出土的五條詔書冊,是西晉太康十年平吳後再次「班下」的詔書,還是由上計吏攜回的禮儀性戒敕?很顯然,要想解決這些問題,需要梳理上計吏戒敕的演變史。

二 五條詔書與元會戒敕

關於上計吏戒敕的授予及其演變過程,管見所及僅有渡邊信一郎在考察漢唐元會禮儀時有過深入的分析。他將上計吏在京城的活動區分為「實務行政」即主管部門受計和「元會禮儀」兩個階段,並據此認為:

前漢到後漢時代在丞相、司徒府等上計場所舉行的敕戒授予,至後漢後期開始與元會的上計吏謁見儀禮相結合。這一點在後來的西晉《鹹寧儀註》中得到了確認。此外,另有西晉武帝對地方長吏頒布的五條詔書。五條詔書後來雖有一些文字上的變化,但基本上被繼承下來。在六朝後期的南朝梁和北齊的元會上,與上計吏謁見敕戒儀禮結合在一起。《鹹寧儀註》中興起的儀禮,得以更具體地展開。[13]

根據他的理解,漢代原本在「實務行政」階段進行的敕戒授予儀式,東漢後期開始已經與元會禮儀相結合,至西晉《鹹寧儀註》則明確成為制度。而本來與上計活動無關的泰始五條詔書,六朝後期則成為禮儀性的元會戒敕。這些意見是很有啟發的。不過,仔細分析起來卻還有若干疑問。首先,東漢後期的元會是否有戒敕授予儀式,這一點並無史料可以證實。其次,如果西晉初期繼承這一做法的話,為何會有《文館詞林》所記五條詔書和泰始五年正月申戒兩種上計吏戒敕存在?再次,五條詔書是否一直到六朝後期才被用作元會戒敕?如果是這樣的話,始作俑者為何會選擇與上計活動本沒有關係,且相距已有兩百餘年的泰始五條詔書,而不是時代較近的上計吏戒敕范本?

文獻中關於漢代上計活動的資料比較貧乏。[14]尹灣漢簡《集簿》的出土,解決了地方官府上計簿製作的一些問題,[15]但朝廷受計、遣計程序仍然有很多不明之處。相關史料中最重要的是《漢舊儀》的兩條記載,其一是:

禦史大夫敕上計丞長史曰:「詔書殿下布告郡國:臣下承宣無狀,多不究,百姓不蒙恩被化,守長史到郡,與二千石同力為民興利除害,務有以安之,稱詔書。郡國有茂才不顯者言[上]。殘民貪污煩擾之吏,百姓所苦,務勿任用。方察不稱者,刑罰務於得中,惡惡止其身。選舉民侈過度,務有以化之。問今歲善惡孰與往年,對上。問今年盜賊孰與往年,得無有群輩大賊,對上。」[16]

渡邊信一郎指出,從禦史大夫官名判斷,這件詔敕應發布於西漢時期。[17]不過,按照我的理解,這條史料從性質上說並非詔敕,而是一份記錄禦史大夫敕戒上計吏的「禮儀范本」。具體來說分為兩個環節,其一是宣讀上計吏戒敕,敕文到「務有以化之」結束;其二則是「問」和「對上」。從「問」的兩個問題來看,只是象徵性的詢問,並不涉及具體審核。[18]值得注意的是,《漢書》卷89《王成傳》說:「後詔使丞相禦史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膠東相成偽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為虛名雲。」這是西漢宣帝時期的事。[19]從「詔使」一語看,問「政令得失」,本來可能不在丞相禦史大夫的職責範圍內。從這一點判斷,這件「禮儀范本」或許是宣帝以後出現的。

西漢時期受計活動一般在丞相府進行。《漢書》卷89《黃霸傳》載宣帝五鳳三年(前56年)張敞奏文,詳細記述了丞相府受計的場景:

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為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貞婦者為一輩,先上殿,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不為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為之也。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鶡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鶡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曰:「臣問上計長吏守丞以興化條,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奇怪也。

這一場景的核心就是「問」與「對」。由於丞相黃霸注重教化,在上計吏問對次序上顯著的體現了這一點。張敞在奏文中對此表示了擔心:「長吏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為私教,務相增加,澆淳散樸,並行偽貌,有名亡實,傾搖解怠,甚者為妖。」為了解決這一可能產生的弊病,他建議說:「宜令貴臣明飭長吏守丞,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以義法令撿式,毋得擅為條教;敢挾詐偽以奸名譽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惡。」這個建議得到宣帝的同意:「天子嘉納敞言,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敞指意。」這種「侍中臨飭」,性質上與後來元會儀式的「侍中讀詔」相同,但顯然是臨時舉措。由此可知,宣帝時期元會「申戒」上計吏尚未形成制度,受計、覆問和宣敕,均是在主管部門受計階段進行的。《漢舊儀》的另一條上計材料中對此有更清楚的記述:

哀帝元壽二年,以丞相為大司徒。郡國守長史上計事竟,遣公出庭,上親問百姓所疾苦。記室掾史一人大音讀敕畢,遣敕曰:「詔書殿下禁吏無苛暴。丞史歸告二千石,順民所疾苦。急去殘賊,審擇良吏,無任苛刻。治獄決訟,務得其中。明詔憂百姓困於衣食,二千石帥勸農桑,思稱厚恩,有以賑贍之,無煩撓奪民時。今日公卿以下,務飭儉恪,奢侈過制度以益甚,二千石身帥有以化之。民冗食者請謹以法,養視疾病,致醫藥務治之。詔書無飾廚養,至今未變,又更過度,甚不稱。歸告二千石,務省約如法。且案不改者,長吏以[聞]。官寺鄉亭漏敗,牆垣阤壞不治,無辦護者,不勝任,先自劾不應法。歸告二千石聽。」[20]

這則材料同樣是一份記錄大司徒敕戒上計吏的「禮儀范本」。時間雖然不確定,但顯然是哀帝元壽二年(前1)以後的制度。這一記載有不同說法,如比較關鍵的「遣公出庭,上親問百姓所疾苦」一句,有的也寫作「遣君侯出坐庭,上親問百姓所疾苦」,[21]總之似乎是由皇帝親自出面詢問。不過,稍加分析即可明白,上述兩種記述的點校斷句均是有問題的。首先,同一句話中有「公(君侯)」與「上」兩個主語,前後不對應。其次,讀敕的是「記室掾史」而非「侍中」。因此,「上」字應當從上連讀。這是一份大司徒主持的敕戒上計吏儀式單。兩種記錄中提到的「公」和「君侯」,均指大司徒。[22]

由此來看,漢代朝廷主管部門受計後,會有一個儀式活動,由丞相(西漢末以後為大司徒)、禦史大夫出面主持。儀式分為兩個步驟。其一是宣讀戒敕,內容集中在文書行政、課田養民、獄訟等地方官府職責,戒敕宣讀後由上計吏帶回郡國。其二是「問」地方行政狀況,內容是關於郡國守令履行職責、地方風俗等問題,上計吏根據這些問題回答所屬郡國情況。《漢舊儀》的兩條資料,就是兩個程序性的「禮儀范本」,只是宣敕與「問」順序不同而已。而既然是禮儀程序記錄,如果每年都發布新敕文的話,理應記作「遣敕曰雲雲」,即省略敕文內容,而非直接抄錄某年敕文。這就使人產生懷疑,兩件敕文可能也與五條詔書一樣,是某一時期固定使用的禮儀性戒敕。

戒敕宣讀究竟何時改在元會進行?目前最明確的記載就是西晉《鹹寧儀註》:「召諸郡計吏前,受敕戒於階下。」[23]此前的情況如何呢?東漢上計吏的確是參加正月元會的。蔡質《漢儀》:「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將、大夫、百官各陪[位]朝賀,蠻、貊、胡、羌朝貢畢,見屬郡計吏,皆[陛]覲,庭燎。」[24]不過,現存史料中卻只見到元會時皇帝「問」計吏的環節,如《後漢書》卷31《張堪傳》:「(光武)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郭弘為郡上計吏,「正月朝覲,弘進殿下謝祖宗受恩,言辭辯麗,專對移時」。[25]元會宣敕環節則完全缺載。東漢明帝時的上陵禮中,「(君)[群]臣受賜食畢,郡國上計吏以次前,當神軒占其郡[國]谷價,民所疾苦,欲神知其動靜」,[26]同樣只有「詔問」環節。聯繫到五條詔書的班下時間是十二月,不由讓人產生一個推測:元會宣讀戒敕會不會就是晉武帝製作《鹹寧儀註》時的創制呢?

這個懷疑並非無據。泰始五年正月申戒是一個重要線索。仔細分析《文館詞林》所錄敕文,會發現有一個顯著特點,即包括多個問句。一篇短短的敕文中,出現了四個帶有詢問口氣和兩個反問口氣的句子,這一點引人註目。前面提到,東漢元會時皇帝接見計吏,主要內容就是「問」。《晉書》卷42《王渾傳》稱:

帝嘗訪渾元會問郡國計吏方俗之宜,渾奏曰:「……舊三朝元會前計吏詣軒下,侍中讀詔,計吏跪受。臣以詔文相承已久,無他新聲,非陛下留心方國之意也。可令中書指宣明詔,問方土異同,賢才秀異,風俗好尚,農桑本務,刑獄得無冤濫,守長得無侵虐。其勤心政化興利除害,授以紙筆,盡意陳聞。以明聖旨垂心四遠,不復因循常辭。且察其答對文義,以觀計吏人才之實。」

本條又見於《王渾集》,開始作「詔問明正旦會,四方計吏入見,臨朝當何所宜?渾奏」雲雲,以下文字則頗有出入。[27]王渾提到的「侍中讀詔,計吏跪受」,應即《鹹寧儀註》所記「召諸郡計吏前,受敕戒於階下」。所謂「相承已久」的詔書,亦當指「敕戒」。[28]不過,通過王渾上奏不難發現,惠帝時「詔問」計吏也是元會儀式的重要一環。[29]王渾的建議具體說明了「詔問」所包含的項目,諸如方土異同、刑獄冤濫、守長侵虐等,與漢代主管部門受計時禮儀性的「問」內容相似。而既然惠帝時元會有「敕戒」和「詔問」兩個環節,包含多個問句的《西晉武帝戒計吏敕》,會不會是「詔問」呢?

《鹹寧儀註》中的禮制一直被沿用到南朝:「江左更隨事立位,大體亦無異也。宋有天下,多仍舊儀,所損益可知矣。」[30]北齊制度也應該與此有承襲關係。《隋書》卷9《禮儀志四》錄北齊上計吏禮儀稱:

後齊正日,侍中宣詔慰勞州郡國使。詔牘長一尺三寸,廣一尺,雌黃塗飾,上寫詔書三。計會日,侍中依儀勞郡國計吏,問刺史太守安不,及谷價麥苗善惡,人間疾苦。又班五條詔書於諸州郡國使人,寫以詔牘一枚,長二尺五寸,廣一尺三寸,亦以雌黃塗飾,上寫詔書。正會日,依儀宣示使人,歸以告刺史二千石。……正會日,侍中黃門宣詔勞諸郡上計。勞訖付紙,遣陳土宜。字有脫誤者,呼起席後立。書跡濫劣者,飲墨水一升。文理孟浪,無可取者,奪容刀及席。

這段材料記述了與上計吏相關的主要禮儀。[31]其一是正日「侍中宣詔慰勞」,大概是上計吏至京城後皇帝象徵性的問候。詔牘形制較五條詔書小一些,因此慰勞的對象應該是上計吏,而不是刺史二千石;其二是計會日「侍中依儀勞」,即主管部門受計之日,皇帝禮儀性的「問」地方情況。其三是正會日,有兩個環節,一個是宣讀五條詔書,一個是宣詔慰勞,並付以紙筆,讓計吏書寫地方便宜之事。第二個環節與王渾陳奏相同,即下詔提出問題,計吏根據這些問題給出書面回答。從北齊制度來看,雖然宣讀戒敕轉移到元會場合,主管部門受計時仍保留了慰勞詔問的禮儀。需要指出的,計會日和元會日雖然都有「詔問」之禮,其淵源卻是不同的。計會日的「詔問」應該是承襲自主管受計部門的詢問禮儀,[32]元會日的「詔問」則是東漢以後皇帝召見計吏問事的習慣。

這樣就可以提出另外一種關於漢晉間上計吏戒敕演變的推想。東漢時期上計吏雖然參加元會,但只有「問」和「對」的環節。戒敕的宣讀和發遣仍然是在主管受計部門進行的。西晉初期仍然如此。泰始四年十二月「班下」的五條詔書,實際上就是上計吏戒敕,是在主管受計部門即尚書台宣讀後由上計吏帶回郡國的,[33]因此也可以說是「班下郡國」。與之相應,泰始五年正月的「申戒」,是東漢以來皇帝元會時召見計吏的「詔問」,而並非戒敕。兩者的性質是不同的。可能就是晉武帝制定《鹹寧儀註》之時,將宣讀戒敕環節合併到了元會進行。元會戒敕則沿用五條詔書。這樣的話,王渾奏語中提到的「詔文相承已久,無他新聲」,就是指五條詔書而言。而從王渾奏語和北齊制度推斷,原有的元會「詔問」仍然一直存在。[34]這樣就形成了由「宣敕」和「問」、「對」兩個環節構成的元會上計吏召見儀式。現存《鹹寧儀註》的相關敘述是不完整的。而《晉書》和《文館詞林》對泰始五年「申戒」的定名錯誤,可能是以後代制度比附的結果。

前面談到,漢代和北齊時期的上計吏戒敕,並非每年都有新的製作,而應該是在某一時期內固定使用同一戒敕樣本。泰始四年的五條詔書,是晉武帝建國初期在上計吏戒敕方面的新製作。從郴州出土的五條詔書冊和梁、北齊制度推斷,五條詔書在泰始四年十二月班下之後,應該是一直被沿用的。《文心雕龍·詔策》:

戒敕為文,實詔之切者,周穆命郊父受敕憲,此其事也。魏武稱作敕戒,當指事而語,勿得依違,曉治要矣。及晉武敕戒,備告百官:敕都督以兵要,戒州牧以董司,警郡守以恤隱,勒牙門以禦衛,有訓典焉。[35]

由劉勰的敘述可以知道,晉武帝的幾件戒敕——都督、州牧、郡守、牙門,在南朝時期仍然作為經典文本被閱讀。其中郡守戒敕就是五條詔書。此外,都督戒敕無考,州牧和牙門戒敕則同樣保存於《文館詞林》卷691,分別名為《西晉武帝戒牙門敕》、《西晉武帝戒州牧刺史敕》。特別是州牧刺史戒敕,文辭、結構與五條詔書頗為相似:

敕:夫興化濟功,俾官守業,朝夕日新者,其要在於董司也。刺史銜命方州,兼總戎政,宣風於外,儀表萬里,宜直道正身,糺率諸下,彰明禮教,陳之德義,揚搉清濁,彈枉流穢。當令舉善而士高其行,去惡而百城震肅,斯其所以賦任而簡於朕心,況慶賞乎。若乃不祇厥司,不虔於度,綱弛事荒,吐茹違中,公節不立,私交是務,則將墮於乃績,害於爾家。豈惟陵夷,有疚王事,無違於柔,無復於剛。無克以傷物,無寬以漏非。無愆於酒德,無盤於遊田。其詳案科條,夙夜無怠。誡之哉,動靜以聞。

如所周知,漢代刺史只有六百石,職責是以六條之制監察郡國。盡管西晉時期州牧刺史已經是牧民官,詔書卻仍延續了傳統觀念,故有「揚搉清濁,彈枉流穢」、「詳案科條,夙夜無怠」之說。詔書中的「興化濟功」、「直道正身」等用語,亦見於五條詔書。而「若乃」一句的轉承,竟也與五條詔書相同。從常理推測,晉武帝申飭地方吏治,不會只針對郡國守相而忽略州牧刺史。而傳統觀念認為,州牧刺史與郡國守相性質不同,無法共用同一戒敕。因此晉武帝泰始四年十二月班下五條詔書時,很可能同時發布了這件州牧刺史戒敕,[36]只有這樣才可以解釋兩件敕文為何文辭、結構如此相似。

泰始四年是晉武帝銳意地方吏治的一年。先是六月發布要求郡國守相巡行屬縣、「述職宣風」之詔,詞旨殷切;[37]七月遣使者「銜命四出,周行天下,親見刺史二千石長吏,申諭朕心,訪求得失損益諸宜,觀省政教,問人間患苦」。[38]緊接著十二月又班下新製作的地方官戒敕。這樣來理解的話,《文心雕龍》和《文館詞林》如此重視這些禮儀性的戒敕,就顯得有其深意了。這些戒敕具有王朝初建的「政治製作」和垂范作用,在政治傳統和制度理念方面,都具有漢晉之制的傳承意義。而其中最重要也最有影響的是郡國守相戒敕,即五條詔書。[39]那麼,五條詔書的條目究竟有何特點呢?

三 「五條」的淵源與理念

五條詔書雖然具有王朝初建的「政治製作」意義,卻並非晉武帝獨出心裁的創制。五條詔書的性質是上計吏戒敕,其內容不可避免的受到漢代上計吏戒敕的影響。這一點只要對照《漢舊儀》所載的兩通戒敕,就有很清楚的認識。以元壽二年條戒敕為例,第一條中的「去殘賊」、「擇良吏」、「正決獄」三點,第二條勸農養民,第四條寬養病人,第五條「廚養」,要點均與五條詔書相同,有的用詞甚至完全相同。因此,五條詔書應該是在《漢舊儀》保留下來的上計吏戒敕基礎上,重新改制而成的。

前面提到,《漢舊儀》所錄兩件戒敕可能也是禮儀性的范本。不過從其條目來看,卻與西漢中後期的政治狀況有很密切的關係。如禦史大夫戒敕第一條「詔書承宣無狀」,就是當時著意要解決的弊病,《漢書》卷89《黃霸傳》:「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 刺史六條察郡的第二條即「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奸」。[40]元壽二年條戒敕也是如此,如「廚傳」條,漢宣帝元康二年(前64)五月詔就曾出現:「或擅興繇役,飾廚傳,稱過使客,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41]「撫孤寡」條宣帝詔書中更是常見,如地節三年(前67)三月詔:「鰥寡孤獨高年貧困之民,朕所憐也。前下詔假公田,貸種、食。其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二千石嚴教吏謹視遇,毋令失職。」[42]這樣看來,兩條申戒最初應是針對實際行政問題制定的。尤其是「撫孤寡」,反映了西漢中期以後儒家思想對政治理念的影響。[43]當然,隨著戒敕的禮儀文本化,上述內容會逐漸流於形式。這些在泰始五條詔書中卻被繼承下來。

不過,五條詔書是晉武帝的新製作,並且成為後來沿用的禮儀性文本,自然有其特別之處。其五條內容即正身 →勤百姓 →撫孤寡 →敦本息末 →去人事,可以視作按照儒家思想由自身修養向外延伸的一個系統。其基本出發點「正身」,就是基於儒家君子的修身理念。《論語》中有多處強調: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路》)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已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憲問》)[44]

晉武帝對「正身」的強調,讓人想到他所標榜的「吾本諸生家,傳禮來久」,[45]具有濃厚的儒家政治色彩。特別是詔書第一條提出的「宜直道正身,以清簡為先,發崇教本,明慎用刑」,強調了「清簡」的重要性,是極富特色的政治理念。《三國志》卷18《李通傳》註引王隱《晉書》錄李秉家誡,記其侍答司馬昭之問:

昔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吏俱見。臨辭出,上曰:「為官長當清,當慎,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並受詔。既出,上顧謂吾等曰:「相誡敕正當爾不?」侍坐眾賢,莫不讚善。上又問曰:「必不得已,於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為本。」次復問吾,對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為大。……」

從這段問答中可以體會到,地方官要清、慎、勤,並非晉武帝的創制。這其實是司馬氏家族的共識,進一步擴展而言的話,也可以說是河南儒學大族的共同政治理念。三者之中,「清」尤為根本,正如上田早苗、渡邊信一郎所論,「清」本來是漢末魏晉興起的政治理念。[46]五條詔書的邏輯體系由此展開。詔書第四、五兩條,就是「清」的具體體現。而第一條的「去殘賊,擇良吏,正決獄,平徭賦」,第二條的「勤百姓」,其出發點則是「愛民」。第三條針對鰥寡孤獨殘疾之人也是如此。由此可見,「清簡」與「愛民」是五條詔書的思想基點,是魏晉之際儒家政治理念的體現。武帝即位後頗有改制措施,如下詔「大弘儉約」、[47]改定歷法、營造太廟、罷農官、重修律令,五條詔書正與此相符。

這裡就有一個疑問。既然五條詔書是漢代上計吏戒敕的延續,具有濃厚的禮儀色彩,還有沒有實際的政治作用呢?《晉書》卷90《良吏傳序》說:

有晉肇茲王業,光啟霸圖,授方任能,經文緯武。泰始受禪,改物君臨,纂三葉之鴻基,膺百王之大寶,勞心庶績,垂意黎元,申敕守宰之司,屢發憂矜之詔,辭旨懇切,誨諭殷勤,欲使直道正身,抑末敦本。當此時也,可謂農安其業,吏盡其能者歟!而帝寬厚足以君人,明威未能厲俗,政刑以之私謁,賄賂於此公行,結綬者以放濁為通,彈冠者以茍得為貴,流遁忘反,浸以為常。劉毅抗賣官之言,當時以為矯枉,察其風俗,豈虛也哉!

這裡所說的「申敕守宰之司」,就是指五條詔書。批評者指出,由於晉武帝「明威未能厲俗」,五條詔書並沒有起到明顯的申飭效果。實際上當時就有類似意見。《晉書》卷26《食貨志》杜預上疏稱:「臣輒思惟,今者水災東南特劇,非但五稼不收,居業並損,下田所在停汙,高地皆多磽塉,此即百姓困窮方在來年。雖詔書切告長吏二千石為之設計,而不廓開大制,定其趣舍之宜,恐徒文具,所益蓋薄。」這裡提到的「詔書切告」和「廓開大制,定其趣舍之宜」,分別指的是申戒和行政條令的細密化、適用化。從行政功能上來說,申戒只是表達了一種高調的期望,其具體實施要依賴於細密的制度安排,以及相應的督責監察之法。[48]這需要朝廷權力的有力推動。從這一點來說,五條詔書雖然是理想的循吏戒敕,卻由於晉武帝的「寬簡」之法,[49]最終落得「虛也」的評價。

這個「虛也」的評價,讓人想到西魏蘇綽的六條詔書。渡邊信一郎已經指出五條詔書與六條詔書的相似性。[50]的確,從條目內容來看,兩者的承襲關係是很明顯的。六條詔書的條目如下:先治心 →敦教化 →盡地利 →擢賢良 →恤獄訟 →均賦役。第一條內容與五條詔書的「正身」類似,但增加了對君主的要求。第三條與五條詔書的「勤百姓」相同。第二條包含五條詔書的「撫孤寡」,思想意旨則更高。教化本是漢代循吏的重要職責,[51]《漢書》、《後漢書》的《循吏傳》中記載了不少「教化」的具體措施,蘇綽也許是受到了這些傳記的影響。[52]第四、五、六條,在五條詔書中均屬於第一條,本來敘述較簡,六條詔書將之單列為條目,予以詳細闡釋,成為其最大的特色。由此來說,六條詔書應該是在五條詔書的基礎上改作而成的。不過也必須承認的是,六條詔書的思想邏輯遠遠超過五條詔書,如增加對君主的要求,將「撫孤寡」推廣到教化層面,並將選舉、獄訟、賦役三項具體行政內容單列,使得詔書具有了顯著的「行政綱領」色彩。

蘇綽傳記中記錄了兩個重要文件,一個是六條詔書,另一個則是《大誥》。從宇文泰政治改革的思想意圖來說,是想托古周制,「糾正」魏晉以來的浮華風俗。《大誥》正是這一意圖的反映。不過話說回來,官職體系和名稱可以模仿《周禮》,詔書文體也可以模仿《尚書》,這些都有「藍本」可尋。可是人的思想和理念卻無法回到西周。六條詔書正是如此。最引人注意的是,是詔書第一條的「治心」:

凡治民之體,先當治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淨,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謬亂。是非謬亂,則一身不能自治,安能治民也!是以治民之要,在清心而已。夫所謂清心者,非不貪貨財之謂也,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端靜。心和志靜,則邪僻之慮,無因而作。邪僻不作,則凡所思念,無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其民,則彼下民孰不從化。是以稱治民之本,先在治心。[53]

在蘇綽的邏輯敘述中,「清心」是地方官治政之本。這一點與五條詔書中的「以清簡為先」完全相同。而前面已經提到,「清」體現了西晉儒學大族的政治理念。由此可見蘇綽雖然對魏晉浮華極為排斥,卻自覺不自覺的沿襲了魏晉以來流行的文辭和理念。[54]《周書》卷23《蘇綽傳》稱:「太祖甚重之,常置諸座右。又令百司習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一向被認為是回歸「樸素」的關隴集團行政綱領,[55]其基本理念和邏輯體系卻來自被認為是「虛也」的晉武帝泰始詔書,似乎是歷史的悖論。這一點讓人想起陳寅恪的著名論斷:「凡西魏、北周之創作有異於山東及江左之舊制,或陰為六鎮鮮卑之野俗,或遠承魏、(西)晉之遺風,……而產生之混和品。」[56]所謂托古改制的改革,官制和誥體詔敕等有藍本可依者容易模仿,一旦涉及到思想與理念,主持者就暴露出其弱點。這可能與蘇綽長於具體行政事務的經歷有關。當然也正因為如此,他對盡地利、擢賢良、 恤獄訟 、均賦役等具體政務的闡發才會相當到位。

早已失去實際行政意義的五條詔書,為何會成為西魏行政綱領的藍本?這個問題顯得饒有趣味。其實,五條詔書的價值或許正在於它的「虛也」。當將農耕帝國的行政原則抽繹出來,書寫成一個邏輯嚴密的闡釋體系時,同時也就意味著其與「活」的行政的脫節。上計吏戒敕的初衷,應該是針對「活」的行政問題予以申戒。當其逐漸走向禮儀性文本之後,就脫離了「活」的行政問題,成為一些理想高遠的行政原則和理念。只需要將這些原則和理念進一步邏輯化和體系化,就可以改造為「行政綱領」。

這樣就出現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從上計吏戒敕的歷史發展來看,《漢舊儀》所載兩件戒敕可以看作是漢代(特別是宣帝以後)循吏政治的反映,五條詔書則成為西晉「寬簡」之法的寫照,在此基礎上改造而來的六條詔書卻成為西魏王朝政治改革的綱領。為何同樣屬於戒敕性質的詔書,在不同時期會具有不同的意義呢?這一點只要舉出周宣帝宇文贇即位後不久頒下的詔制九條,就會頗有感悟:

詔制九條,宣下州郡:一曰,決獄科罪,皆準律文;二曰,母族絕服外者,聽婚;三曰,以杖決罰,悉令依法;四曰,郡縣當境賊盜不擒獲者,並仰錄奏;五曰,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表其門閭,才堪任用者,即宜申薦;六曰,或昔經驅使,名位未達,或沉淪蓬蓽,文武可施,宜並採訪,具以名奏;七曰,偽齊七品以上,已敕收用,八品以下,爰及流外,若欲入仕,皆聽預選,降二等授官;八曰,州舉高才博學者為秀才,郡興經明行修者為孝廉,上州、上郡歲一人,下州、下郡三歲一人;九曰,年七十以上,依式授官,鰥寡困乏不能自存者,並加稟恤。[57]

九條的內容非常具體而直接,正是杜預所說的「廓開大制,定其趣舍之宜」。如前所論,理念和原則終究是要靠行政實踐即細密的法律、條令和文書運作來落實的。而最終的政治效果,又依賴於朝廷權力的推動。[58]《北史》卷63《蘇綽傳附子威傳》稱:「江表自晉以來,刑法疏緩,代族貴賤,不相陵越。平陳之後,牧人者盡改變之,無長幼悉使誦五教。威加以煩鄙之辭,百姓嗟怨。」江南復反之時,叛亂者殺長吏泄憤,曾說:「更使儂誦五教邪!」[59]其實南方對於儒學特別是《孝經》也同樣重視,[60]只是缺乏推行力度而已。由此可以認為,五條詔書和六條詔書的歷史意義之所以有巨大差異,一方面固然是六條詔書更為完善,但更重要的應該是兩者背後朝廷推動力量的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當五條詔書經蘇綽之手轉化為西魏北周的行政綱領之後,上計吏戒敕這種特殊的詔書,卻由於上計制度的終結和朝集制度的出現,[61]而一度回到了其關注「活」的行政問題的本來意圖。《太平廣記》卷137「李揆」條稱:

唐代宗將臨軒送上計郡守,百僚外辦,禦輦俯及殿之橫門。帝忽駐輦,召北省官謂曰:「我常記先朝每餞計吏,皆有德音,以申誡勵。今獨無有,可乎?」宰相匆遽不暇奏對。帝曰:「且罷朝撰詞,以俟異日。」中書舍人李揆越班伏奏曰:「陛下送計吏,敕下已久,遠近鹹知。今忽臨朝改移,或恐四方乍聞,妄生疑惑。今止須制詞,臣請立操翰,伏乞陛下稍駐鑾輅。」帝俞之,遂命紙筆,即令禦前起草,隨遣書工寫錄,頃刻而畢。及宣詔,每遇要處,帝必目揆於班。

唐代宗所說的先朝慣例,可能是指玄宗時期而言。玄宗時期的處分朝集使敕,在《唐大詔令集》中保存有十三件之多。[62]可見唐代的處分朝集使戒敕是經常發布的,具有不同的內容。朝集使戒敕雖然也具有禮儀性質,其內容則比較關注實際行政問題。玄宗開元二十一年(733)張九齡所撰的《處分朝集使敕》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例。敕文字數稍多,但為見唐代處分朝集使全貌,以與漢晉戒敕比較,具錄如下:

敕:朕受命子人,義兼君父,思致可封之地,無忘終食之間。自有萬邦,幾將二紀,而刑政或殊,風俗尚澆,行所望而未至,顧本懷而自失。惟朕之不德,在予之過有歸,而卿等共理,患己之誠豈至。則如典刑當侯伯之尊,宰邑敵子男之寵,好進之輩,且不務於政成,欲速之心,獨未思於義取。朕所以敷戒敕以見意,增祿秩以勸能,何嘗有公方清白者不升,道理循良者不用?若聲績未著,黎庶未康,牧守未朝而輒遷,參佐踰年而競入,此獨為人資地耳,豈是責成之意耶?如故一切還州,將矯弊也。卿等至茲,明諭朕意,知不以中外為隔,唯以億兆為憂。頃以天下浮逃,先有處分,所在招附,便入差科,輒相容隱,亦令糾告。如聞長吏不甚存心,致令流庸更滋,前弊未革,自昔行法,即有奸生。逃者租庸,類多乾沒,長吏明察,豈其然乎!每年別須申省,比類多少,以為殿最。又獄訟所寄,人命是懸,近恐妨農,特原輕系,俾加閱實,仍多幽枉,都邑尚爾,郡縣可知,各已貶官,用懲主吏。自今已後,系囚非應申覆,知證在遠,而就中稍重者,(不得過十日,次不得過五日,其餘輕科,量宜決遣,)不得因此復加楚毒。且外台省長吏主之,至如禮義不興,耕桑不勸,孤寡不恤,徭役不均,不肅吏人,不消盜賊,不懲侵暴,不絕奸訛,有一於此,是誰之過?其遊僧幻道,誑誘愚人,窮其根萌,時須禁絕。諸軍征鎮,每遣優矜,如聞比來未免辛苦,時其撫恤,使得安存。今農鳶戒期,耕夫在野,事非急切,不得追呼。卿等至州,一一宣示,當遣察問,勿不用心。即宜好去。[63]

敕文分為六小節。第一節至「唯以億兆為憂」,說明為何要進行這次申飭。此節與五條詔書的第一條即「正身」性質類似。但比較起來的話,五條詔書更具有理想主義色彩,朝集使敕文的語氣則較為實在。接下來的五小節,分別提到了逃戶、獄訟、長吏職責、遊僧幻者、征鎮士兵等具體問題。其中,獄訟、長吏職責兩點同樣見於五條詔書;逃戶、遊僧幻者、征鎮士兵則是當時的特殊社會問題。現存的其他朝集使敕文也大多具有這樣的特點。特別是逃戶問題處分敕文中尤其常見,是開元時期最為關注的政治問題之一。[64]這一點與泰始五條詔書有很大不同。可以認為,唐代的處分朝集使敕做到了某種回歸,重視具體政治問題成為這類戒敕的特色,雖然也只是象徵性的申飭。

結 語

盡管由於史料缺乏,關於上計吏戒敕的演變史還有不少問題仍然存疑,但通過本文的考察,大致可以提出以下幾點意見:

(1)郴州蘇仙橋出土的西晉簡中,有一些簡可以確認為晉武帝泰始四年十二月班下的五條詔書殘文。《文館詞林》卷691所錄《西晉武帝戒郡國上計掾史還各告守相敕》是五條詔書第一條的內容。五條詔書的要點在《隋書》卷26《禮志下》也有保存。

(2)五條詔書最初是尚書台受計完成後宣讀發遣,並由上計吏攜回的郡國守相戒敕。它以漢代上計吏戒敕條目為基礎重新製作而成,是西晉建國初期一系列政治製作的一環。五條詔書此後兩百年間可能一直作為上計吏戒敕被沿襲使用。郴州出土五條詔書簡,是西晉平吳以後的某一年由桂陽郡上計吏攜回的。

(3)漢代史料中未見元會宣讀上計吏戒敕的記載,宣敕應該是作為受計程序之一在主管部門進行的。不過至遲到東漢,皇帝元會接見計吏時常常會「問」地方情形。這與主管部門宣敕同時進行的「問」、「對」形式上有些類似。推測可能是晉武帝在制定《鹹寧儀註》時,將宣讀發遣五條詔書的儀式從尚書台轉移到了正月元會,宣讀五條詔書和「詔問」計吏兩個環節,自此正式成為元會禮制,並一直被沿用到南北朝後期。

(4)五條詔書是蘇綽撰作六條詔書的藍本。由於蘇綽本人長於具體政務的知識背景,六條詔書在繼承五條詔書基本理念的同時,將選官、獄訟、賦役單列為條目,使其思想邏輯更為嚴密,並擺脫了五條詔書只是戒敕郡國守相的局限。

(5)唐代取代上計吏戒敕而出現的處分朝集使敕,雖然也具有禮儀性質,卻是經常發布新敕文,同時比較關注現實問題,是向戒敕本意的回歸。

以上是本文考察五條詔書的幾點意見。總的來說,在農耕社會的技術條件下,朝廷對地方的控制主要依賴於地方官員。如何規範州郡官員的行為,就為朝廷所關注。申戒和督察是常見的兩種手段。五條詔書即上計吏戒敕屬於前者,漢代的刺史六條則屬於後者。上計吏戒敕最初可能具有實際行政意義,朝廷在受入上計文書之後,根據實際情況下詔訓戒郡國守相,讓上計吏將戒敕攜回,作為下一年度的行政指導。不過,可能由於每年的政治問題相似等原因,戒敕逐漸流於形式,最終成為固定的禮儀性文本。這種變化發生於何時還不清楚。就現存的兩件漢代戒敕來看,已具有了這種色彩。

晉武帝即位後新製作的五條詔書,注重清、慎、愛民等儒家政治理念,成為上計吏戒敕的一個新范本。這一范本年復一年的沿用到南北朝後期,盡管沒有實際意義,推想起來卻一定是官僚們所熟知的詔敕文本。這大概是蘇綽撰述六條詔書時選擇五條詔書作為藍本的知識背景。而五條詔書和六條詔書雖然都是開國之初的「政治製作」,其產生的歷史意義和政治評價卻相去甚遠。六條詔書背後是致力於強化軍國權力的西魏政權,其理念和原則就顯得更有生命力。這也表明,高調的「政治綱領」雖然很多時代都可以制定,最終是否會具有實際的歷史意義,卻取決於推行這個綱領的王朝。從五條詔書的歷史中,可以看到從漢晉到隋唐、統一帝國由崩壞到重建的歷史邏輯。

附記:本文在資料方面得到魯家亮博士的幫助,謹致謝意。此外,郴州西晉簡文與《文館詞林》卷691《西晉武帝戒郡國上計掾史還各告守相敕》的關係,最早是由孫正軍博士比對後發現的,特此說明。


原載《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26輯,2010年。

感謝作者授權發布 編輯:李凱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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