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邊疆土司制度的起源

2015年7月4日,在德國波恩召開的第39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的會議上,主辦方宣布將中國申請的土司遺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這次申請的土司遺址包括湖南永順老司城、湖北唐崖土司城和貴州播州海龍囤三處遺址。從13世紀到20世紀初,中國政府以土司制度管理偏遠地區,朝廷任命當地土著豪強為世襲土司,統治當地。這三處土司遺址是中國土司文化中規模最大的建築遺址,是這三個土司的行政、軍事、文化中心。

三大土司遺址在中國西南地區的位置

古代大陸西南地區擁有大量少數民族聚居地,但如何有效管理這部分地區對中央政府來說歷來是個難題。在宋朝及宋之前,中央政府一般採用羈縻的方式來統治。不過由於羈縻制度的弊端,加上西南地區歷來由當地少數民族土著豪強統治,其勢力根深蒂固,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向來不足。到了元代,相應的土司制度應運而生,這一制度也被其後的明清兩朝所沿襲。明廷在西南廣設土司,遍布雲、貴、川、湖、桂五省,如廣西全省只有蒼梧一道無土司。盡管土司制度和之前的羈縻制有些淵源,但兩者有著本質區別。

與以往當地土著自為君長的情況相比,土司承襲必須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因此土司制度的誕生,標誌著中央政府對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的管理方式產生了重大變化。根據規定,土司需定期繳納貢賦,如地方上的特產馬匹、茶葉、糧食、木材等,並按時繳納賦稅。土司們在當地得遵守朝廷禮制,不得僭越,並要受到當地流官的約束,領有駐防守禦之責;如果某地發生戰事,土司要整飭兵馬聽候朝廷調遣。除此之外,土司還要定期朝覲天子。明廷對土司朝貢一事一向比較重視,如果貢品未能定期到達或者貢品質量有問題,便會嚴厲懲罰土司;相應地,朝廷對土司也會進行象徵性的賞賜,如賜予服飾、冠帶、鈔錠等物,以彰顯朝廷權威和對土司的控制。明太祖朱元璋認為這些蠻夷叛服不常,主要是因為所處地理位置險要且偏遠,當地百姓獷狠,如果要馴服他們,就要寬猛適宜,事之委曲。對朱元璋來說,並不需要郡縣其地,「蠻夷之人,其性無常,不可以中國治之,但羈縻之足矣」。而土司也要憑借中央政府的公信力,確立自己在當地的權威,同時表達自己對朝廷的忠心,讓其放心,以利於土司自身的發展。所以無論是對朝廷還是對土司,實行土司制在當時都是一種雙贏。

湖南永順老司城

明朝在西南地區設置的這些土司,分文職土司和武職土司兩大系統。武職土司包括宣慰司、宣撫司、安撫司、招討司、長官司和蠻夷長官司;而一些軍民府、土州、土縣,設官如一般的府州縣,則屬於文職土司系統。另外,還有一種衛所土司,因部分實土衛所領內有大量少數民族聚集地,朝廷就設「某衛軍民指揮使司」或「某軍民千戶所」來治理。

明初,朝廷根據功績多少來區分土司的等級次序,並任用當地土著酋長首領作為土司長官。終明一代,設有11個宣慰司、10個宣撫司、22個安撫司、1個招討司、169個長官司和5個蠻夷長官司。

從級別品秩來看,宣慰司和府、直隸州級別略同,地位高於宣撫司,但兩者並不是上下級的關係,互不統屬。宣撫司有的直隸於布政司,如永寧宣撫司;有的隸屬於衛,從而間接隸屬於都司的,如酉陽、石砫二宣撫司(二者均屬重慶衛)。

至於安撫司,它可隸屬於宣慰司、宣撫司,其下可轄長官司,但級別較之前兩者更低一級。比如隸屬於湖廣都司的施州衛軍民指揮使司下轄三個宣撫司,其宣撫司下又轄安撫司,安撫司下還轄長官司或蠻夷長官司。又如高羅安撫司隸屬於忠建宣撫司,而高羅安撫司又分領木冊長官司。至於長官司的地位則大致相當於縣。

在這些土司的官員編制中亦有流官的存在,以宣慰司為例:正官有從三品宣慰使一員、正四品同知一員、從四品副使一員、正五品僉事一員;首領官有從七品經歷一員、正八品都事一員。前者正官屬於土官,後者首領官專司當地戶籍、人口、賦稅、田地等事宜。同知、副使、僉事等屬於正官編制中的佐貳官,即副職。這些佐貳官朝廷有時也用流官擔任,和首領官共同受吏部選用,不過大多數情況下還是由當地土著任職。至於宣慰使、宣撫使這樣的正職則一般歸兵部管轄。在文職土司中,佐貳官就以流官為主了。

盡管這些流官品級低下,但除了主持文書工作以外,他們還肩負著監視當地土司的任務。所以一般而言,土司們並不敢在他們面前過於囂張,有時還是願意遵紀守法的。

土司們也響應朝廷請求,在當地修路設驛,促進了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交通發展。比如洪武年間的貴州宣慰使奢香夫人在當地設置了9個驛站,連通四川、湖廣、雲南三省,形成了長達四百餘裡的驛道。驛道的開辟吸引了大量漢族移民,不少漢人還在土司政權內部任職。現在貴州的穿青人,就有一種說法認為他們是古代漢族移民的後代。

奢香夫人雕像,位於貴州大方縣奢香博物館

朝廷在哪些地區設宣慰司和宣撫司等,有著自己的考慮,簡單來講,就是「恩威並濟」和「以夷制夷」。地方上,少數民族實力強勁的區域,朝廷便設置宣慰司;實力次一點的則設宣撫司。明廷對土官向來是比較厚待的,比如彝族首領靄翠及其妻子奢香夫人歸附時,進貢了大量馬匹,朝廷也以錦綺鈔幣作為賞賜。在厚待的同時,朝廷也利用各土司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周旋其中,不斷削弱其實力:有土司叛亂時,朝廷常常征調另一土司所部土兵編入平叛大軍,一方面固然有其作戰驍勇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是深入貫徹「以夷制夷」的方針,趁機損耗土司實力。不過對於和朝廷積極合作的土司,明廷一般會保留土司傳承,如石砫、酉陽宣撫司;而對於那些採取不合作態度、積極反抗的,待其覆滅後明廷則抓住契機推動改土歸流政策,如永寧宣撫司和播州宣慰司;也有部分地區採用了折中的方法,即上級地方官採用流官的形式,底下仍然保留一些小土司,屬於不完全的改土歸流,如雲南的臨安府,其下屬的阿迷州即設土知州。

所謂「改土歸流」,也就是廢除土司,取消少數民族豪強在當地所有的軍事、財政、人事等特權,改用流官,由中央直接掌管該地的人口、賦稅和軍事。改土歸流從明至民國,是個不斷發生流血衝突的過程。

應該說改土歸流是大勢所趨,但明朝由於在建國初期的戰略需要和國力因素,以及顧及到當地土著豪強和元朝殘餘勢力,為避免大規模動亂而未能全都設置流官治理,對此應該予以理解。

到了明朝中後期,大部分西南土司都有劣跡在身,土司和當地三司、撫台、按台等流官的衝突也逐漸增多,這些朝廷命官見狀往往輕言改土歸流一事,進一步加劇了土司和中央政府的矛盾。王陽明被貶龍場驛丞期間,深入了解西南土司情勢後,認為對這些蠻夷當以「教化」為主,關鍵是得其心,才有利於穩定,而非妄行改土歸流之事。故王陽明在當地興建書院,致力於推廣儒學教育,甚得當地少數民族百姓的敬仰。

明代的少數民族人民由於長期居住於深山惡水之地,不與外人相通,因此其社會習俗和外人迥異。他們大多民風彪悍,生活淳樸,無驕侈奢詐之習,總的說來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並不高。明代也沿襲元代在這些地區設立社學的政策,教化當地百姓。比如說在廣西,每個州縣都設有社學,大縣多達十餘所,就算是小縣也至少有一所。王陽明就曾這麼描述貴州的社學之興:「村村興社學,處處有書聲。」

當然,這樣的情況離不開之前朱元璋對教育的大力支持,他在洪武八年,就命天下倡立社學,以此作為教化土著、改變舊俗的主要推動手段。兒童進入社學讀書起初屬於自願性質,貧困家庭自便,但一些土司對其抱有強烈的抵制態度。有土司禁止部落中子民讀書習字,犯者族誅,如思南宣慰使田宗鼎就嚴禁領內百姓子弟讀書。受此刺激,有關政策逐漸變為在部分地區強令適齡兒童就學讀書,違者懲罰其父兄,到後來就和現在的九年制義務教育一樣,屬於強制性政策了。弘治十年(1497年),明廷再一次強令天下各府州縣設立社學;弘治十七年(1504)年,明廷規定15歲以下幼童必須入社學讀書,且入學幼童不分貴賤貧富。這些命令明顯帶有強迫意味,也由此可見明廷一直不遺餘力地在少數民族地區推行文化教育,並且意識到只有讓他們對大明、對國家產生認同感,才能真正一勞永逸地解決反復無常的土司問題。所以明廷為防止出現襲土司者冥頑不化的現象,規定不入學者不能承襲。

本文摘自《戰爭事典031》

貴陽圍城始末——明末奢安之亂中最慘烈的一役

1612動亂年代——沙俄內亂與羅曼諾夫王朝的崛起「八王之亂」,何止八王!——西晉淮南王司馬允集團的野心與盲動攻者利器,皆莫如砲——中國杠桿式拋石機的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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