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毅和他的「五萬言報告書」

  褚銀 章世森

1954年4月2日,在華東局擴大會議上,主持華東局日常工作的譚震林讚譽陳毅對中國革命有「三次貢獻」。其中一次,就是1929年陳毅奔赴白色恐怖籠罩的上海,協助中共中央解決紅四軍內部爭議問題。譚震林說:「七次大會到九次大會之間是中國革命很重要的關鍵……如果沒有他到上海把中央的精神帶了回去,中國今天究竟怎麼樣就很難說。」這「很重要的關鍵」中,陳毅向中央匯報紅四軍情況的「五萬言報告書」當書一筆。

1929年6月22日,在戰火彌漫的閩西,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在龍巖縣城公園右側小路下的公民小學(紅四軍政治部駐地)召開。陳毅代表上屆前委作了工作報告。會場空氣緊張熱烈,與會代表們對幾位主管人提出了很多意見。按照毛澤東的想法,這次大會是要總結紅四軍下井岡山以來的鬥爭經驗,統一思想認識,糾正已產生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傾向,以進一步提高紅軍的政治素質和戰鬥力,更好地擔負起創造發展農村根據地的偉大革命鬥爭任務。但是,結果事與願違。紅四軍「七大」不但未能解決紅四軍黨內對紅軍創建根據地、黨的主管原則和政治工作的作用、地位等問題的討論,反而使問題更加激化,以致連毛澤東的中共中央委任的前委書記職務也被「選」掉了。這讓當選新前委書記的27歲的陳毅感到恐慌。

大會只開了一天,雖然對紅四軍長期存在的爭論作了一次展開,部分地解決了一些問題,但並不徹底。陳毅自己也認為,大會通過的《紅軍第四軍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只是一個折中的決議案,「並沒有把問題徹底解決了」,即便寫到決議上的內容,也還有待於中央的指示和批准。對此,時任紅四軍秘書長的江華這樣評價:「是客觀的歷史局限性所決定,並非任何個人的主觀意志所能轉移。」

其時,遠在上海的黨中央一直密切關注著這支全國最強大的紅軍部隊,不斷通過福建、江西、廣東省委向他們髮指示。但由於赤白區域間的嚴重封鎖和交通險阻,加之紅軍一直在流動作戰,通信聯絡十分困難,中央對紅四軍的情況很難得到及時而具體的了解。1929年7月9日,陳毅給中央寫了《關於閩西情況及前委的工作計劃的報告》,通過福建省委的秘密交通送到中共中央,並隨報告送去了紅四軍黨的「七大」決議案和黨內爭論文件等。得知紅四軍的分歧後,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秘書長兼中央組織部長的周恩來,提議朱德、毛澤東派一得力人員來上海參加軍事聯席會議並匯報紅四軍的工作。

紅四軍前委收到中央來信時,毛澤東已在上杭縣蛟洋指導召開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為擊破國民黨的「三省會剿」,朱德和陳毅也已率部到了連城新泉。前委最後決定,由陳毅代表紅四軍赴上海向中央匯報。

行前,陳毅專門到蛟洋去見毛澤東,征求他對向中央匯報工作問題的意見。毛澤東說:「我讚成你去,你把四軍情況詳細向中央反映一下有好處。」陳毅同時請求毛澤東在他走後重回前委主持工作。但由於種種原因,毛澤東未同意這一請求。

爾後,陳毅喬裝前往廣東汕頭。同時,他寫信給在上海的胞兄陳孟熙,說他將乘香港英國輪船赴滬,並告之船期。陳孟熙此時正擔任四川軍閥劉存厚駐上海的少將代表,陳毅的另一位堂兄陳修和在上海龍華兵工廠任職。自1927年汪精衛叛變革命後不久,兄弟三人就在武漢分別了,之後各奔前程。三人雖選擇了不同的道路,但手足情深,他們對陳毅這個弟弟愛護有加。陳毅相信,雖然他們有各自的信仰,但為了兄弟情誼,會給他提供方便和掩護。事實也正是如此,得到陳毅即將來到上海的消息後,陳孟熙和陳修和馬上作了周密的安排,並一同前往黃浦江邊租界碼頭迎接陳毅。

8月下旬,當英輪抵達上海時,黃浦江邊租界碼頭氣氛緊張,國民黨的稽查隊搜查異常嚴格。工人師傅打扮的陳毅心裡盤算著,如果有軍警巡捕攔阻盤問,就說自己是成都兵工廠的鉗工,這次到上海是來投奔龍華兵工廠的堂兄陳修和。他還隨身攜帶了一本日記,上面密密麻麻地記著收支帳目和車床數據。

陳毅正隨著擁擠的人流準備下船,忽然發現氣宇軒昂的兩位兄長已經登船。陳孟熙佩槍掛刀,全副武裝,而陳修和則身著一套筆挺的西裝,佩戴著「淞滬警備司令部」的證章。他立刻向二人揮手示意。照面後,兄弟三人噓寒問暖幾句便隨著人流順利穿過碼頭稽查線。

為了安全起見,兩位兄長安排陳毅化名住進英租界四馬路(今福州路)新蘇旅館。這是一個有裡外間的客房,陳孟熙住外間,陳毅住裡間。為了行動方便,陳修和還特意弄到一枚「淞滬警備司令部」的徽章,讓陳毅佩在胸前。

接下來的幾天裡,陳毅很快同中共中央機關接上了頭。一天晚上,陳毅在北四川路一家煙紙店的樓上會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陳毅和李立三早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就已相識。1921年9月,他們與蔡和森、趙世炎等發動和主管勤工儉學學生代表100多人,在法國裡昂法中大學反對中國駐法公使館和學校當局對愛國學生的壓制,鬥爭失敗後一起被關押並被遣送回國。南昌起義部隊兵敗後,二人各奔東西。如今故人相見,分外高興。

陳毅將紅四軍的情況以及黨內發生的分歧與爭論,向李立三作了簡要報告。此前,中共中央已經收到紅四軍「七大」的決議和黨內爭論的有關文件。李立三聽完便表示,他盡快向政治局報告,並要陳毅盡快寫好幾份上報的書面材料。在這次會見中,陳毅得知,就在他抵達上海的前兩天,由於叛徒出賣,中共中央機關的幾位主管人顏昌頤、澎湃、楊殷及邢士貞、張際春同時被捕,至今生死未卜。陳毅倍感震驚的同時,也深感責任的重大。

於是,在接下來的日子裡,陳毅除了與周恩來等中央主管同志秘密交談外,深居簡出,集中精神趕寫材料。在他離開閩西時,出於安全的考慮,隨身沒有攜帶任何相關的文字材料,全憑記憶,仔細搜尋每一個歷史細節,將紅四軍成立1年多來的全部情況,熔鑄成一份份報告書。

陳毅用了不到一周的時間,接連寫出了5份書面材料:《關於朱毛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關於朱毛紅軍的黨務概況報告》《關於朱、毛爭論問題的報告》《關於贛南、閩西、粵東江農運及黨的發展情況的報告》和《前委對中央提出的意見——對全國軍事運動的意見及四軍本身問題》。因報告共計近5萬字,故史學界把這5份報告統稱為「五萬言報告書」。

在「五萬言報告書」中,陳毅對紅四軍的戰略戰術、組織編制、政治工作、政策策略、鬥爭藝術都作了準確的敘述,如實地反映了紅四軍各方面的詳情,體現了他坦承公正的風格和堅強的黨性原則,為中央全面了解朱毛紅軍的歷史經驗及存在問題並且得出準確判斷,作出正確的指示,在決定紅四軍的前途命運和人民軍隊的建設這一重大問題上,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其中,陳毅用了近2萬字的篇幅寫成的《關於朱毛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以縱橫交錯的敘述方式,從「四軍的歷史、四軍的組織及訓練、四軍的遊擊工作、四軍近狀和結論」5個部分,把「朱毛紅軍」成立以來的情況作了全面、客觀、真實的介紹,能使中央了解到一個真實的紅四軍和「朱毛」,使中共中央的主管層能準確地把握朱毛紅軍的歷史走向和紅四軍不同於以往任何一支舊軍隊的全新創造。尤其是在《結論》部分,陳毅從4個方面闡述了「朱毛紅軍」與普通軍隊的區別:(1)紅軍是無產階級的軍隊,為自己本階級利益而戰,沒有雇傭性質;(2)紅軍是工農階級的學校,官長盡是提高士兵各種文化知識,不像旁的軍隊以嚴刑峻法,把士兵造成一個好管理的奴隸;(3)紅軍各部分間非常團結,內部官兵是兄弟一般關係,非常歡愛,不會像反動軍隊之不能團結,發生相互廝殺等事;(4)紅軍是由工農鬥爭中產出,不能脫離工農群眾。

撰寫《關於朱毛紅軍的黨務概況報告》時,陳毅用了1.5萬字,分為「黨的歷史」、「黨的近況」和「黨的前後政策」3個部分。其中,「黨的前後政策」是報告的重點,用了1萬多字。

在《關於朱、毛爭論問題的報告》中,陳毅更是以一貫坦蕩的秉性,如實地報告了紅軍黨內的爭論情況,特別是第七次代表大會的情況和各種不同意見,直率地表達了自己對於這場爭論的主張和處理方式。

陳毅把這5份報告呈交中央之後,周恩來、李立三進行了認真閱讀,然後又和他進行了反復討論,經常一談就是幾個小時,最終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得出了明確的結論。於是,周恩來代表中央委托陳毅起草一封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陳毅以中央8月21日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為基礎,根據與周恩來、李立三討論形成的意見和中央軍事聯席會議精神,並結合自己參與紅四軍鬥爭的實踐,起草了《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9月28日,經中央討論審定通過,這就是中共黨史上著名的「九月來信」。

1930年1月15日,在中央軍委主辦的《軍事通訊》創刊號上,不但全文發表了陳毅寫給中央的《關於朱毛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而且周恩來還親筆加了一段很長的編者按語,對毛澤東、朱德、陳毅等同志締造的紅四軍在編制、戰術、群眾關係、軍事政治訓練和軍內民主生活、官兵平等、經濟公開等方面的經驗作了很高的評價,指出:「這是很值得我們寶貴的一個報告。‘朱毛紅軍’這個‘怪物’,在我們看了這個報告以後,都可了然。」他們「許多寶貴的經驗」「在中國是獨一無二的,在世界是未之前見的或未之前聞的」,要求「各地紅軍,各地方黨組織,都要學習和採用朱毛紅軍的經驗,堅決執行遊擊戰爭的任務和戰術原則」。

(作者分別為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和百科研究部副研究員、軍事科學院研究生部碩士研究生。)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684期,摘自2014年11月7日《解放軍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