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絳:憶孩時(五則)





  憶孩時(五則)楊絳 文匯報2013-10-15第十一版

回憶我的母親

我曾寫過《回憶我的父親》、《回憶我的姑母》,我很奇怪,怎麼沒寫《回憶我的母親》呢?大概因為接觸較少。小時候媽媽難得有工夫照顧我。而且我總覺得,媽媽只疼大弟弟,不喜歡我,我脾氣不好。女傭們都說:「四小姐最難伺候。」其實她們也有幾分欺我。我的要求不高,我愛整齊,喜歡褲腳紮得整整齊齊,她們就是不依我。

我媽媽忠厚老實,絕不敏捷。如果受了欺侮,她往往並不感覺,事後才明白,「哦,她(或他)在笑我」,或「哦,他(或她)在罵我」。但是她從不計較,不久都忘了。她心胸寬大,不念舊惡,所以能和任何人都和好相處,一輩子沒一個冤家。

媽媽並不笨,該說她很聰明。她出身富商家,家裡也請女先生教讀書。她不但新舊小說都能看,還擅長女工。我出生那年,爸爸為她買了一台勝家名牌的縫衣機。她買了衣料自己裁,自己縫,在縫衣機上縫,一忽兒就做出一套衣褲。媽媽縫紉之餘,常愛看看小說,舊小說如《綴白裘》,她看得吃吃地笑。看新小說也能領會各作家的風格,例如看了蘇梅的《棘心》,又讀她的《綠天》,就對我說:「她怎麼學著蘇雪林的《綠天》的調兒呀?」我說:「蘇梅就是蘇雪林啊!」她看了冰心的作品後說,她是名牌女作家,但不如誰誰誰。我覺得都恰當。

媽媽每晚記帳,有時記不起這筆錢怎麼花的,爸爸就奪過筆來,寫「糊塗帳」,不許她多費心思了。但據爸爸說,媽媽每月寄無錫大家庭的家用,一輩子沒錯過一天。這是很不容易的,因為她是個忙人,每天當家過日子就夠忙的。我家因爸爸的工作沒固定的地方,常常調動,從上海調蘇州,蘇州調杭州,杭州調回北京,北京又調回上海。

我爸爸厭於這類工作,改行做律師了。做律師要有個事務所,就買下了一所破舊的大房子。媽媽當然更忙了。接下來日寇侵華,媽媽隨爸爸避居鄉間,媽媽得了惡疾,一病不起,我們的媽媽從此沒有了。

我想念媽媽,忽想到怎麼我沒寫一篇《回憶我的母親》啊?

我早已無父無母,姊妹兄弟也都沒有了,獨在燈下,寫完這篇《回憶》,還癡癡地回憶又回憶。

三姊姊是我「人生的啟蒙老師」

我三姐姐大我五歲,許多起碼的常識,都是三姐講給我聽的。

三姐姐一天告訴我:「有一樁可怕極了,可怕極了的事,你知道嗎?」她接著說,每一個人都得死;死,你知道嗎?我當然不知道,聽了很害怕。三姐姐安慰我說,一個人要老了才死呢!

我忙問,「爸爸媽媽老了嗎?」

三姐說:「還遠沒老呢。」

我就放下心,把三姊的話全忘了。

三姐姐又告訴我一件事,她說:「你老希望早上能躺著不起床,我一個同學的媽媽就是成天躺在床上的,可是並不舒服,很難受,她在生病。」從此我不羨慕躺著不起來的人了,躺著不起來的是病人啊。

老、病、死,我算是粗粗地都懂了。

人生四苦:「生老病死」。老、病、死,姐姐都算懂一點了,可是「生」有什麼可怕呢?這個問題可大了,我曾請教了哲學家、佛學家。眾說不一,我至今該說我還沒懂呢。

太先生

我最早的記憶是爸爸從我媽媽身邊搶往客廳,爸爸在我旁邊說,我帶你到客廳去見個客人,你對他行個鞠躬禮,叫一聲「太先生」。

我那時大約四五歲,爸爸把我放下地,還攙著我的小手呢,我就對客人行了個鞠躬禮,叫了聲「太先生」。我記得客廳裡還坐著個人,現在想來,這人準是爸爸的族叔(我稱叔公)楊景蘇,號志洵,是胡適的老師。胡適說:「自從認了這位老師,才開始用功讀書。」景蘇叔公與爸爸經常在一起,他們是朋友又是一家人。

我現在睡前常翻翻舊書,有興趣的就讀讀。我翻看孟森著作的《明清史論著集刊》上下冊,上面有鍾書圈點打「√」的地方,都折著角,我把折角處細讀,頗有興趣。忽然想起這部論著的作者名孟森,不就是我小時候對他曾行鞠躬禮,稱為「太先生」的那人嗎?他說的是常州話,我叔婆是常州人,所以我知道他說的是常州話,而和爸爸經常在一處的族叔楊志洵卻說無錫話。我恨不能告訴鍾書我曾見過這位作者,還對他行禮稱「太先生」,可是我無法告訴鍾書了,他已經去世了。我只好記下這件事,並且已經考證過,我沒記錯。

五四運動

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現稱青年節。當時我八歲,身在現場。現在想來,五四運動時身在現場的,如今只有我一人了。當時想必有許多中外記者,但現在想來,必定沒有活著的了。作為一名記者,至少也得二十歲左右吧?將近一百二十歲,誰還活著呢?

閒話不說,只說說我當時身經的事。

那天上午,我照例和三姐姐合乘一輛包車到辟才胡同女師大附屬小學上課。這天和往常不同,馬路上有許多身穿竹布長衫、胸前右側別一個條子的學生。我從沒見過那麼高大的學生。他們在馬路上跑來跑去,不知在忙什麼要緊事,當時我心裡納悶,卻沒有問我三姐姐,反正她也不會知道。

下午四點回家,街上那些大學生不讓我們的包車在馬路上走,給趕到陽溝對岸的泥土路上去了。

這條泥土路,晴天全是塵土,雨天全是爛泥,老百姓家的騾車都在這條路上走。旁邊是跪在地下等候裝貨卸貨的駱駝。馬路兩旁泥土路的車輛,一邊一個流向,我們的車是逆方向,沒法前進,我們姐妹就坐在車裡看熱鬧。只見大隊學生都舉著小旗子,喊著口號:「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抵制日貨!(堅持到底)」「勞工神聖!」「戀愛自由!」(我不識戀字,讀成「變」。)一隊過去,又是一隊。我和姐姐坐在包車裡,覺得沒什麼好看,好在我們的包車停在東斜家附近,我們下車走幾步路就到家了,爸爸媽媽正在等我們回家呢。

張勛復辟

張勛復辟是民國六年的事。我和民國同年,六歲了,不是小孩子了,記得很清楚。

當時謠傳張勛的兵專要搶劫做官人家,做官人家都逃到天津去,那天從北京到天津的火車票都買不到了。

但外國人家門口有兵看守,不得主人許可,不能入門。爸爸有個外國朋友名Bolton(波爾登),爸爸和他通電話,告訴他目前情況,問能不能到他家去避居幾天。波爾登說:「快來吧,我這裡已經有幾批人來了。」

當時我三姑母(楊蔭榆)一人在校(那時已放暑假),她心上害怕,通電話問媽媽能不能也讓她到波爾登家去。媽媽就請她飯後早點來,帶了我先到波爾登家去。

媽媽給我換上我最漂亮的衣裳,一件白底紅花的單衫,我穿了到萬牲園(現稱動物園)去想哄孔雀開屏的。三伯伯(編註:即前文所說的三姑母,姑母舊亦呼伯伯)是乘了黃包車到我家的,黃包車還在大門外等著我們呢。三伯伯抱我坐在她身邊。到了一個我從沒到過的人家,熟門熟路地就往裡走,一手攙著我。她到了一個外國人的書房裡,笑著和外國人打了個招呼,就坐下和外國人說外國話,一面把我抱上一張椅子,就不管我了。那外國人有一部大菱角鬍子,能說一口地道的中國話。他說:「小姑娘今晚不回家了,住在我家了。」我不知是真是假,心上很害怕,而且我個兒小,坐椅子上兩腳不能著地,很不舒服。

好不容易等到黃昏時分,看見爸爸媽媽都來了,他們帶著裝滿箱子的幾輛黃包車,藏明(我家的老傭人)抱著他寶貝的七妹妹,藏媽(藏明的妻子)抱著她帶的大弟寶昌,三姐姐攙著小弟弟保俶(他的奶媽沒有留下,早已辭退),好大一家人都來了。這時三伯伯卻不見了,跟著爸爸媽媽等許多人都跑到後面不知哪裡去了,我一人站在過道裡,嚇得想哭又不敢哭。等了好一會,才看見三姐姐和我家的小廝阿袁來了(「小廝」就是小當差的,現在沒什麼「小廝」了)。三姐姐帶我到一個小院子裡,指點著說:「咱們住在這裡。」

我看見一個中國女人在那兒的院子裡洗臉,她把洗臉布打濕了把眉毛左右一分。我覺得很有道理,以後洗臉也要學她了。三姐姐把我衣角牽牽,我就跟她走進一間小小的客廳,三姐姐說:「你也這麼大了,怎麼這樣不懂規矩,光著眼睛看人,好意思嗎?」我心裡想,這種女人我知道,上不上,下不下,是那種「搭腳阿媽」,北京人所謂「上炕的老媽子」,但是三姐姐說的也不錯,我沒為自己分辯。

那間小客廳裡面搭著一張床,床很狹,容不下兩個人,我就睡在炕幾上,我個兒小,炕幾上睡正合適。

至於那小廝阿袁呢,他當然不能和我們睡在同一間屋裡。他只好睡在走廊欄桿的木板上,木板上躺著很不舒服,動一動就會滾下來。

阿袁睡了兩夜,實在受不了。而且夥食愈來愈少,大家都吃不飽。阿袁對三姐說,「咱們睡在這裡,太苦了,何必呢?咱們回家去多好啊,我雖然不會做菜,烙一張餅也會,咱們還是回家吧。」

三姐和我都同意,回到家裡,換上家常衣服,睡在自己屋裡,多舒服啊!

阿袁一人睡在大炕上,空落落的大房子,只他一人睡個大炕,他害怕得不得了。他打算帶幾張烙餅,重回外國人家。

忽然聽見噼噼啪啪的槍聲,阿袁說,「不好了,張勛的兵來了,還回到外國人家去吧。」我們姊妹就跟著阿袁逃,三人都哈著腰,免得中了流彈。逃了一半,覺得四無人聲,站了一會,我們就又回家了。爸爸媽媽也回家了,他們回家前,問外國人家我們姊妹哪兒去了。外國人家說,他們早已回家了。但是爸爸媽媽得知我們在張勛的兵開槍時,正在街上跑,那是最危險的時刻呀,我們姊妹正都跟著阿袁在街上跑呢,爸爸很生氣。阿袁為了老爺教他讀書識字,很苦惱,很高興地離了我們家。

2013年8~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