丟手機的故事






第一次丟手機大概是在1997年前後,手機用的是摩托羅拉。那時候,我在杭州工作,社會也已經悄悄進入數字時代。因為工作的需要,公司派我去南昌辦事處開展業務。

弟弟正在讀高中,趁暑假,我帶他從南昌出發,到長沙去玩。

從長沙回來的當天晚上,中建五局的一位朋友點了一桌辣乎乎的菜,那菜一入口,酒癮就跟著上來了。

由於沒有買到從長沙回南昌的火車票,也沒有臥鋪票,於是計劃先坐硬座到向塘,然後從向塘回南昌。

向塘到南昌已經很近很近了。

上車不久,酒精開始發揮作用,於是就趴在桌上呼呼大睡。半夜醒來,睜眼一看,除了人,包和行李一概不見,其中當然就包括手機。

當時的心情極其懊惱,但最為擔心的卻是從向塘到南昌的車票錢也沒有了。

車到向塘後,我帶著弟弟渾水摸魚上了到南昌的車,又渾水摸魚出了南昌的車站。

後來,我回杭州重買了手機,補辦了卡。

第二次丟手機是在廈門。大概是在2007年前後。

那時候,我在廈門買了一套三居室的房,也已經裝修好一年多時間。但由於要辦一件事情,我沒有過去住,在附近租了一間房住。

那是一段特殊的時代,不僅如此,該年也是一個特殊的年份。

執教高中的弟弟趁暑假來廈門陪我在海邊吹吹熱風。

一個早晨,我和弟弟在餐飲店吃完早點,付帳走人,卻把手機忘記在餐桌上。大概一分鐘左右,我突然明白過來,馬上回餐飲店去找,現場的所有人包括老板都說沒看到手機。

手機丟後的十天左右(具體多少天,記憶已經模糊了),我和弟弟請了一位法律專業人士吃了一餐飯。

那天晚上,我很高興,最後的結果是我醉醺醺、搖搖晃晃、不知東西南北地回到住處,倒床就睡。

半夜醒來,突然發現包、筆記本電腦、手機都不見了。當時的心情可以說是非常沮喪,坐在床上靜悄悄的發呆—-因為包裡有很多材料。

弟弟也跟著醒來,在走廊上走來走去。

大概五分鐘左右,弟弟突然抱回一個包—-那正是我的公文包。

頓時,我面露喜色,弟弟也是高興。

我們有說不出的感激—-感激這位素未謀面的梁上君子,雖然他把電腦、手機拿走了,但卻把我的證件、小孩的證件、還有其他重要資料連同公文包留在本層和下一層樓道的拐彎處。

這是一個非常有職業道德的梁上君子。

五六年之後,我從泉州北上出差,在寧波過了一夜之後準備去杭州。在紹興的同學打電話給我,要我一定在紹興下車與同學們聚一聚。

盛情難卻,我在紹興下了車,在茶館裡和三位大學同學一起侃大山。突然我感覺手機不見了。

於是我用另外一個手機打這個號碼,通了,居然還是一個女孩子的聲音。

我不好意思、膽怯怯的問:你好!我是機主!請問是你撿到手機嗎?

對方說:我在車上撿到手機。

在電話裡,她還把地址給了我。

和同學們喝完茶後,我坐車到杭州,並從女孩子那裡領回了手機。見面問了什麼,談了什麼,感謝了什麼,我都忘記了。我只知道她是上虞人,在杭州工作,是一個懂禮貌、還帶點羞澀的職業女性。

兩三年前,我已到深圳。

因為一個項目,我到泉州清源山陪宏源證券的一個哥們爬山,隨行的還有一位在會計師事務所工作的朋友。

爬到山頂之時,大家一起在那裡臨風高歌,突然電話響了起來。對方說在山中老子石頭雕像前撿到一個小黑包,小黑包裡有名片有手機還有其他。

對方還說,他是用自己手機打名片上的號碼。我一下子明白過來了。這時候,臨風沒感覺了,高歌也沒心情了,直接跑下山,在門衛那裡拿到了我的包,也拿到了我的另外一個手機。

我拿到手機後,那位打電話的先生已經遠去。後來我憑來電顯示,找到了他的號碼,並知道了他姓餘,其餘的他什麼都不說。

我們雙方加了微信,從微信裡得知餘先生是一位體育愛好者,並對佛教發自內心的虔誠。

2016年,電視台熱播《麻雀》電視劇。我下載在IPAD上,以便在路上看。說句實話,這部電視劇也沒什麼好看的,除了人造幾個驚悚的故事之外,似乎沒什麼情節,倒是在臉譜化方面有所突破,那就是帥哥靚女開始演壞蛋了,同時壞蛋也開始敬業了,並且還有家庭觀念了。

誰知戴上耳機看《麻雀》,人對環境的敏感度就會下降,不經意間手機丟了,怎麼丟的已經完全想不起來。

終於明白在路上帶耳機是一件很有風險的事情。

閒來沒事,回憶這些丟手機的經歷似乎還有一點陳年老酒的味道。

往事悠悠君莫問,

檻外長江空自流。

那個上虞的女孩,大概正在相夫教子了吧。

清源山的餘先生每天早晨繼續用自己的腳步來丈量青山綠水。

但不知為何,我也經常想起那個我沒見過面的廈門梁上君子,因為他給我演繹了一個「盜亦有道」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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