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垃圾電影何以橫行?觀眾不做「背鍋俠」

為什麼國產影片質量普遍不高?為什麼國內編劇導演做不出好電影?為什麼在這種情況下部分演員還拿著天價片酬?在最近的上海電影節上,業內人士各抒己見,其中「老炮兒」馮小剛的聲音格外「刺耳」。

6月18日,馮小剛在第20屆上影節首場金爵電影論壇上表示:中國垃圾電影橫行,和大批垃圾觀眾密不可分。他說,你如果不去給他捧場,他就沒有生存空間,那製作人就不去製作這些垃圾電影。

中國垃圾電影何以橫行?觀眾不做「背鍋俠」

恕我直言!「老炮兒」此論可謂集厚顏無恥與爭功諉過之大成,體現了中國文化精英一貫愛裝白蓮花又愛責怪別人的臭毛病。這就好比一家餐館,長期用地溝油做菜,有一天被揭露了,不僅不老老實實的道歉、賠償,反而指責顧客:「誰讓你們喜歡吃啊?」天下還有比這更不要臉的做派嗎?

更何況,和餐飲業顧客可以做多樣化選擇不同,影視資本還是高度壟斷的。正如戴錦華教授指出的那樣:太多的院線掌握了話語權,高度壟斷造就了觀眾選擇實在有限,他們本身是被動而無奈。

不過,壟斷只能解釋出垃圾的責任不在觀眾,但不能解釋為什麼出這麼多垃圾?要知道,壟斷只是一種市場生態,在這種生態下,可以出垃圾,也可以精品。好萊塢也是高度壟斷的,站在美國的立場上看,精品還是主流。而站在中國的立場上看中國電影,則在壟斷的條件下出了太多的垃圾,精品可以忽略不計,或許《鋼的琴》可以算一部。

中國垃圾電影何以橫行?觀眾不做「背鍋俠」

以「老跑兒」馮小剛為例,他自己拍的、並且甚為得意的《集結號》就是一部成色十足的垃圾電影。

有此五點,《集結號》難道還不是垃圾?不僅是垃圾,而且還是有毒的垃圾。

其他導演拍攝的電影垃圾也很多。

非行編導的《全民目擊》,讓富人在占領財富高地的同時也占領了道德高地。作為一個階層或階級,中國的暴富一族被假設為講道德的,因此他們的財富、地位也就不再需要受到質疑。顯然,這種假定排除了一個新的更為平等社會出現的任何必要性;

郭敬明的《小時代》連拜金主義也說不上,展示的只是戀物癖。林蕭、唐宛如、南湘可以十分享受地接受富豪同學的高傲、冷漠、刻薄以及怪癖,甚至不惜以精神上的弱智與身體上的出醜而表現出某種「低賤的無辜」,作為「土豪」之精英、之高貴、之美麗的可笑陪襯,這幫閨蜜跟班不停地裝傻賣萌,不敢決裂,目的就是能夠分得奢侈消費、高檔享樂的一杯殘羹冷炙,並為獲得「土豪」施舍的這種恩惠而欣喜不已、心滿意足——我賤我享受!

在薛曉路的《北京遇上西雅圖》裡,美國是唯一可以想像的伊甸園。主人公面臨的所有困境,最後都通過「重返美國」來解決。靠著對美國的想像來回應當下中國人面臨的困局,是中國主流電影的普遍現象。在現實生活中,這樣的想像造成了很多盲目迷信美國的受害者;

吳宇森的《太平輪》,則完全用國民黨敗兵、國軍遺孀的視角講述解放戰爭。把1949年中國大陸的解放描繪成一場大劫難,而台灣才是能夠讓心靈和生活重歸安寧、安全的歸宿與故鄉,這個故鄉還是建立在日本殖民者留下的基礎上,要把日本人未完成的曲子譜完;

中國垃圾電影何以橫行?觀眾不做「背鍋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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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垃圾電影何以橫行?觀眾不做「背鍋俠」

中國垃圾電影何以橫行?觀眾不做「背鍋俠」

電影完全失去了批判現實的能力,也失去了想起未來、張望新世界的能力。中國電影只是告訴觀眾要接受命運、享受苦難、自暴自棄。

雖說大的時代背景如此,但電影人也可以有自己的選擇:或者反抗,或者順從。《鋼的琴》就是一種反抗,《讓子彈飛》也是一種反抗,在文學作品中,曹征路教授的《那兒》也是一種反抗,但大多數的電影人選擇了順從。

為什麼順從?作為文革失敗的一種後遺症,中國的文化精英(電影精英是其中的一部分)自八十年代以後就陷入了一種嚴重的失敗主義情緒,失魂落魄,不相信任何崇高的、超越性的價值,也失去了和現實生活的聯繫,除了順從與迎合,他們不可能有第三種選擇。

中國垃圾電影何以橫行?觀眾不做「背鍋俠」

如果再指出一個技術上的原因,則是嚴肅的電影批評的缺位。其實嚴肅的批評是存在,但都被貼上了「左」的標籤,完全被封閉在主流輿論場之外。類似馮小剛這樣的電影精英,能夠看到的只是毫無思想含量和文化含量,以行銷為主要目的的「娛評」,這些「娛評」的主要功能,就是把垃圾說成是黃金,可以讓「老炮兒」們自我感覺良好的大量生產垃圾。

不能不感嘆,三十多年來,以防「左」為名拒絕嚴肅的批評,大大降低了整個中國文化界、影視界的思想和道德水平,乃至智商。而其產生的客觀後果,就是讓中國影壇變成了好萊塢、乃至寶萊塢耀武揚威的跑馬場。

中國電影需要振衰起敝,垃圾遍地的狀況必須結束,正視垃圾產生的原因,必須是第一步!

中國垃圾電影何以橫行?觀眾不做「背鍋俠」

(資料來源:獨立評論員郭松民)

中國垃圾電影何以橫行?觀眾不做「背鍋俠」